最后的“流浪大师”(4)

孙丹青对我说：“真人更美”。
黄真在信里尊称孙丹青为老师，或探讨人生艺术，或探讨婚姻爱情，极力鼓励他到云南写生，但从没有直接说爱他，更没有说要嫁给他。或许，字里行间潜藏着她的爱，但那时太过年轻、尚不知情为何物的我根本看不出。
在和黄真通信大半年之后，孙丹青闹起离婚和辞职来。80年代的山区小县，离婚是敏感词，辞职是陌生字眼，孙丹青同时闹起离婚和辞职，一下引起轰动。
之所以要“闹”离婚，是妻子要他付1万元的离婚费——那时这笔钱对普通人来说是天文数字，孙丹青连1千元都拿不出来。
厂里也不同意他辞职，领导不断做他的思想工作，甚至答应，只要他不辞职，可以把他调进政工科或是工会，让他有更多时间画画。领导之所以苦口婆心挽留他，一则那时工人是实实在在的主人翁，不能说走就走；二则辞职在这里还是个新生事物，领导没有应对经验，怕人走了对上级不好交待，弄不好成为“政治事件”，殃及自身。
孙丹青还是不屈不挠，领导火了：“我们已经仁义至尽，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过，辞职要办理一系列的复杂手续，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你要耐心等待。”
其实，无论是孙丹青妻子还是厂领导，估计都以为孙丹青只是闹一闹，过一阵也就消停了。
孙丹青继续与众人“殊死搏斗”，然而，黄真却突然中断了联系。孙丹青一连去了几封信和电报都没有回音。（那时长途电话太难打，通话效果也不佳，孙丹青没有给黄真打电话）
黄真在最后一封信中告诉孙丹青，她和男朋友即将在国庆结婚，为了她的幸福，请不要再与她联系。她还在信中闪烁其词道，我们水泥厂里一个知情人给她写了封匿名信，说了孙丹青许多坏话，“如果这些坏话都是真的，那真是太可怕了”。
黄真还说，这个人不仅给她写了信，还给她父亲写了信。她父亲暴怒之下将她大骂一通，说如果不立即与孙丹青断绝关系，那就断绝父女关系。10岁那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对她慈爱有加，为了她也没有再娶，她绝不忍也不能与父亲断绝关系。
黄真由此质问孙丹青：“这个人是怎么知道我和我父亲的地址的？我写给你的信封寄信人地址都是‘内详’（确实如此，作者注），难道是你告诉他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气愤。难道你真像那个人信中写得那样，是个无可救药的神经病？”
具体什么坏话，黄真没有透露，但从口气中不难猜出，她已经“信以为真”。黄真在信中最后写道：“孙丹青老师，我们的相遇相识相知，是个严重的错误，你还是去找你的土著女孩吧，不跟你说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