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讨|王子尧】中国古夷人史迹与三星堆文化之谜(6)

甘肃大地湾、马厂，陕西姜寨、半坡村，河南贾湖，山东大汶口以及丁公村出土的陶符，实际上都是伏羲带去的远古时代的夷人刻划文字。经过考证不过就是一些初创时期的文字，所以很不成熟，还不能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到了商代，刻划文才发展成为甲骨文，秦时发展成金石刻文，也就是后来的钟鼎文，后来的这些文字逐渐成熟后。才出现大篆、小篆、楷书、行书，字形字义以及结构和书写方法都与初创时期的刻划文字大相径庭。而彝文文字就大有不同了，何以如此呢？是因彝族地处云贵高原，经济发展缓慢，文字发展也缓慢，加之彝族人把文字全“神化”了，只由布摩掌握，师徒传承，虽有发展，但字形笔划，更多地保留在初创时期的形状，用它破译伏羲时代的刻划文字，自然就容易多了。我们说彝汉文同源，这个源，就是古夷(尼)人的刻划文字而已。
二、文化源流与部落史实。
古夷人族体留下了可供我们参考研究的相同相似的民族语言与史实足迹甚多。古夷人作为民族群体，当初曾经有过自己的独特语言。后来，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分支独立，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成为今人中的具有不同的称谓与不同文化特征的古夷（尼）民族，语言也大相径庭。语言，在民族诸多文化中，相对来讲，是变异性最大的一种东西。因为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新事物随时在大量产生。例如新名词、新方言也不断涌现。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的支系，长时间的异地发展，语言，甚至语法结构上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语言仍然有它一定的延续性。因为曾经是操一种共同语言的民族，经过数千上万年的发展后，古语古词，多多少少仍然会在语言中保存下来。特别是有文字而用文字记载语言的民族，古言古语的保存，就比没有文字的民族更多。用彝语与今古夷系民族的语言相比较研究，我们就能从中发现许多相似的语言及其特征。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全国作统一“民族识别调查”，就民族语言来讲，今生活在西南的彝、白、纳西、哈尼、土家、傈僳、拉祜等都被归为藏缅语族的彝语支。为何归为彝语支?因为从语言、语词的语法结构上来讲，它们之间较为相同或者是相似较多，说明它们原是同源共祖，是一个祖宗的后裔。其语词的差异，是分支发展之后才出现的。
蝌蚪文，据西汉经学家、孔子的后裔孔安国为《尚书》作的《序》中有云：“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文，也写作蝌蚪文，是正统的古夷文字。至今仍在西南彝族中应用、通行。虞(舜)夏商周的《书》《传》《论语》《孝经》都用蝌蚪文撰写，说明在先秦时代，有学者认为蝌蚪文在中原曾是官方的通用文字，《尚·书·序》云：“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九十，失去本经，口以传授，载二十余篇。以真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西汉)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尚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