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谈十七年电影与儒家(4)

其实塔尔科夫斯基拍的俄罗斯风情是已经被高度提纯的，故事也很简单，就是鼓励观众看下去，对于我们或许只有语言的障碍。塔尔科夫斯基为什么高级？为什么被西方知识分子尊重？因为他以电影的方式表达存在主义哲学。没想到哲学家那么费劲的表达，被他的电影说清楚了，而存在主义，包括海德格尔，都和心学有相通的地方。

塔尔科夫斯基最后一部作品《牺牲》（1986）海报。徐皓峰认为塔尔科夫斯基最后两部作品都在拍“万物皆备于我”。您在书里有不少对女性的观察：平等待小孩，是传统母亲周莲的素质；将爱人排在同志后面，是江姐和双枪老太婆统一的爱情观；清末女人以家族为依托，已经负责了一半的社会运行，以至于到林道静的年代，要把中国变成娜拉的出路；张嘎的同龄女孩，一个北方村姑，小小年纪就少妇样，跟男孩在一起，天生有监督、负责的意识。是不是在您看来，女性是沟通新与旧的桥梁？徐皓峰：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是西方的两个好东西，但一些西方国家天然抗拒它们。女权现在成气候了，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其实难度极大。不过没想到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土壤上，它轻易就发芽了，几乎没有特别痛苦的推进过程，而且首先是报界、舆论场以此为时髦，你不支持，你就落后了。
当时在大城市，在许多学校，谁在社会上争女权，谁才是名媛，不然就只是谁的闺女、谁的情人，当不了名媛。即使比名媛低一个档次的交际花，也要有点女权主义的意思，坊间流传的大交际花的故事，都是说她们不给哪个老板面子。我想这也与接受环境有关系，所谓中国文人名士的风骨，就是对权贵有犯上的心，中国的女权主义兴起后，反夫权反父权，并不是凭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