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逝世百年陈涛：涂尔干的中国遗产(2)

在功能派看来，社会生活的延续有赖于社会结构的完整，而后者又有赖于社会的各个部分（风俗、法律、道德、经济制度等等）所履行的功能。因此，在观察一个社区时，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从社会结构出发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并从功能论的视角分析社会的各个因素在维护结构完整上的贡献。从费孝通发表于四十年代中期的《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整体论和功能论的影响。对此，他晚年在反思自己的学术经历时也供认不讳，坦承“涂尔干式的社会观已成了我这一段时间的主要学术倾向”（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经历的自我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一期，14页）。抗战期间，燕大南迁，功能论被扩展到边疆民族研究中。这使得五十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之后，功能论仍然借着民族学延续了一段时间。
在八十年代由费孝通所主持的小城镇研究中依然可以看到涂尔干社会学的身影。时至今日，《生育制度》中有关家庭结构的分析、《乡土中国》中有关“差序格局”的理论概括依然是国内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领域的学者频繁诉诸的理论源头。

费孝通
总的来说，涂尔干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影响并不是个别理论或个别概念上的输送，而是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上的统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学的影响要更为深入，但也更为低调。它作为一种基因，默默地流淌在中国社会学的血液之中，悄无声息地指挥着我们看待社会、看待人的眼光。
文化整体论和功能论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吴文藻师生为何如此偏爱涂尔干的社会学？澄清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我们对涂尔干社会学影响的至深之处达到某种自觉意识和反思意识。
前面提过，当吴文藻师生想要通过社区研究来推行社会学中国化时，社会整体论和功能论为他们提供了亟需的理论基石。费孝通曾指出，从社会结构这个整体视角出发，社区中那些纷乱杂呈的人与事可以井然有序地呈现出来。这方便了研究者在不同社区之间比较，进而逐步推进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一般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