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逝世百年陈涛：涂尔干的中国遗产(4)

化解文化本位和全盘西化这一两难境地的方案就在于“本功能和需要的眼光”，“一方面保存旧文化，一方面开创新文化；随时随地须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借以促进人为的淘汰选择作用”（同前，285页）：
功能观点提供给我们一种抉择文化元素的取舍标准，因为功能派之考察社会文物制度，最重视一文化元素在整个文化体系内占么样的位置？发生么样的功能？满足么样的需要？换一句话说，就是一种旧文化特质，若失了功能，即失了它存在的价值，又如一个西洋文化丛，若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即无输入的价值。（吴文藻，《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210页。）《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可见，正是涂尔干的社会整体论和功能论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奠基者思考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及中国文化的出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关键是，吴文藻有意识地借用了功能论所隐含的规范性立场，作为“重估一切价值”、筛选中西文化要素的标准。或许正是功能论本身的这个规范性立场，构成了涂尔干社会学在中国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中的生命力所在。
功能论的理论预设：作为实体的社会
功能论正是涂尔干社会学的内核。终其一生，涂尔干都试图借助社会学或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风俗、法律和道德，以建立一门“风俗物理学”（de physique des murs）或“道德科学”（la science de la morale），来取代传统上隶属于哲学的伦理学。后者的工作方式是从某种人性假定出发，推演出一套理想化的道德法则，然后再根据历史和社会现实加以折衷和应用，以作为人们立法和实践的规范基础。在此，社会现实往往被当成是理想化的道德标准的一种阻碍，本身并没有什么合理性或规范性可言。然而，在涂尔干看来，传统伦理学家的工作方法过于主观，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尊重。几乎每个伦理学家都站在现实的彼岸，根据自己的人性假定和道德标准来对现实中的人们发号施令。他们忽略了，存在于现实中的宗教、风俗、法律和道德本身就有某种合理性，是任何立法活动和道德实践都无法漠视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