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逝世百年陈涛：涂尔干的中国遗产(3)

不过，这一事后反思未必构成当时吴文藻师生选择功能论的首要理由。要充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语境中。当时，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在国际秩序中谋求独立自主的问题，而且还有如何将日益呈现出离心趋势的边疆少数民族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去的任务。后者因为九·一八事变而变得十分迫切。同一时间，有关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文化争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吴文藻从社会学出发对中国问题所做的思考，自然也跳脱不开这一时代背景：
中国目前问题的核心，一言以蔽之，是整个社会组织的解体。从表面上看，这问题是双重的：一面是西洋文化的急速侵入，一面是边疆民族的离心运动。同时后者即是前者的结果。故从骨子里看去，问题的症结，还在中西文化接触以来所引起的根本冲突。（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460页）翻阅他二十年代中期留学之际发表的《民族与国家》，三十年代拟就的数篇社区研究计划，和作于四十年代初的《边政学发凡》，可以看到，对民族统一问题和文化冲突问题的思考在他这里最终汇聚为一条主线，即以“文化立国”（吴文藻，《民族与国家》，418页）来避免“一民族一国家主义”可能造成的分裂。“故民族者，乃一文化之团体也”（同前，414页），又“文化重于国家的观念”（吴文藻，《边政学发凡》，580页）。因此，中国各民族必先“完成一个中华民族文化”，才能“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国家”（同前，589页）。

吴文藻、冰心一家
不过，要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构建一个能够在现代社会中自立的文化，做到“文化立国”，在他看来，固守传统文化已不可能，而必须“努力吸取西洋的科学精神，以完成我国的新文化”（吴文藻，《论文化表格》，291页）。然而单是偏重文化的一个部门（物质层、社会层、精神层）来学习西方也不够。因为文化的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不可能只偏重一面，而不顾全体。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全盘西化，因为“精神的采借，不比物质的采借，有的根本是不能采借的”（同前，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