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健康：人们如何逃离不平等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许多/文《逃离不平等》的原名为“The　Great　Escape”，意为”大逃亡“。安格斯·迪顿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不平等其实是人类大逃亡进程中的副产品。
“不平等”一词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准则。事实上，不平等并不总是坏事。世界各国发展阶段不同，国与国之间存在贫富差距，但先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经历曲折、误入歧途，后发国家就有机会总结经验、弯道超车。对各国国民来说，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可以“先富带后富”，让所有人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
当然，不平等带来的副作用有目共睹。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便有一个著名论断，他认为美国要么就是民主政治、要么就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两者不可兼得。回顾历史，人类逃离贫困的过程艰难曲折、徘徊往复，摆脱贫困的国家与仍在挣扎的国家之间在健康、财富等方方面面产生了不平等，人类也许要继续逃离不平等。
关于健康的不平等
在迪顿看来，健康是讨论福祉（福利）问题的起点。人先得活下去，才有追求幸福生活的余地。一个经典的说法是健康是在前面的“1”，包括财富的其余一切都是后面的“0”，没有健康这个“1”，整个人生便归“0”。
对于研究健康和卫生的人来说，个人的健康由种种因素决定，群体的健康（尤其是预期寿命）却与收入水平息息相关。人口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在1975年提出了“普雷斯顿曲线”(Preston　Curve)。利用2010年数据重新绘制的曲线显示，在人均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国家，收入的增长与预期寿命的提升高度相关；对于人均收入高于1万美元的国家，这一相关性有所减弱，但仍然存在。大致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前后，各国逐渐经历流行病学转变（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随着各个国家的进步，国民的死亡年龄随之延后，而人口的死亡年龄在从儿童期转向老年阶段的同时，其死亡原因也由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了慢性疾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