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健康：人们如何逃离不平等(2)

特别的是，在人均收入低于1万美元的国家，一般而言传染病是导致死亡更主要的原因；在人均收入高于1万美元的国家，慢性非传染病更多地造成死亡。2017年，中国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主要的死因。我们正处在流行病学转变的门槛上。
收入虽然和健康存在相关性，但却不是健康的唯一决定因素。迪顿对比了不同年份的普雷斯顿曲线，发现它是随着年份整体向上推进的；即便收入没有增长，人均预期寿命也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延长。这或许应当归功于科学和医疗知识的进步，至少在迪顿看来，这里知识比收入增长更关键。因为科学和医疗知识可以快速的跨国传播，近些年世界各国的死亡率都在下降、预期寿命都在增长，而低收入国家正在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差距。
这一差距的缩小并不意味着健康差距正在缩小。研究健康的经济学家常常将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作为金标准，但这些标准的可比性却有着争议。预期寿命可以通过各年龄段的死亡率进行换算，将其作为最关心的指标，也许是假设生命是有意义的、人们活得越久越好。
就整个国家的群体而言，我们一般相信活得长的群体是更加健康的：在预期寿命低于40岁的年代，国人被称作“东亚病夫”是有原因的。需要指出的是，预期寿命的计算公式决定其偏向于年轻人的健康改善，新生儿死亡率和老人死亡率下降同样的程度，前者能让预期寿命增长得更多。
特别经典的例子就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开展各项“爱国卫生运动”，组建县乡村三级卫生网，让赤脚医生通过农村合作医疗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而中国的新生儿死亡率从1957年的8.08%下降到1977年的4.81%，快速推高了预期寿命。现在，很多低收入国家降低死亡率，也是依靠减少儿童死亡率而实现的；高收入国家则是通过延长老年人寿命而实现。
如果把世界各国之间预期寿命的差距缩小，直接看做世界在变得更加平等；那就实际上假定了年轻人的死亡，比老年人的死亡更值得关注。如果从总体人口死亡率来看，差距缩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国际间的健康不平等仍在继续。虽然全球儿童和成人的死亡率都在下降、一些国家已经逃离了贫困和疾病，但是还有10亿人遭受物质和教育匮乏之苦，他们的寿命和祖先相比也没有明显的增加。大逃亡创造的世界并不那么乐观。和300年前相比，对那些仍然被甩在后面来说，甚至更加不平等。
健康水平提升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