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健康：人们如何逃离不平等(5)

不过，人们的生活方式背后连接着商业利益，商业利益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生活。在美国，烟草商成功地将吸烟作为一种“权利”和女性追求平等权利的运动绑在一起，让美国女性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从世界范围来看，高收入国家逐渐对烟草进行监管、征税，而低收入国家要么无力监管、要么无心监管，成了跨国烟草公司的销售天堂，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异无疑强化了健康的不平等。
预期寿命的逐步提升也不能完整反映世界各国健康改善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1970年代之后，美国等国家掌握了针对心血管疾病的新治疗技术，心血管死亡率开始下降。但是排在心血管疾病之后的癌症，却难以对付：很多针对心血管疾病的新治疗手段廉价高效，但癌症的新疗法却非常昂贵。
此外，除了生命长度以外，人们也开始关心生命质量，死亡率的下降固然值得高兴，但发病率却丝毫没有改善。对于低收入国家，全球化背景下医疗技术传播迅速，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防控手段也迅速传到这些国家；但是，医药的专利制度让药品价格高昂，少部分富人可以率先用上昂贵的进口药，大部分穷人却继续缺医少药，第一世界的医学进步还加剧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健康不平等问题。
大分化时代的收入平等
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口中的”大分化时代“已经到来。从1820年到1992年，全世界人均的平均收入增加了7到8倍，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84%降到24%，然而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到现在没有缩小的迹象。虽然低收入国家在理论上具有“后发优势”，但是从各国收入增长的现实来看，贫富国家的收入水平缩小得并不明显，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改变多少。事实上，如果排除中国在外，世界上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是在增加的；世界贫困人口比例下降，相当大是由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来实现的。
在高收入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也成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学家总喜欢说“帕累托法则“，只要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不损害低收入人群的利益，那就是皆大欢喜的。可是我们在现实中总隐隐发现，高收入者收入快速增长，对其他人的福利可能造成损害。在非洲一些落后国家，掌权的高收入群体具有更强的掠夺能力，能够将本地区刚刚萌芽的经济据为己有，也可以为了确保统治地位而掐灭创新、革新之火。这样，一个国家即便有短期的经济繁荣，也不能确保长期的经济增长。
有时候，政府需要在全国经济增长和民众收入增长之间进行选择。以法国和美国的差异为例，虽然法国的增长不如美国的迅速，但如果将两国占99%比例的人群平均收入来做对比，会发现法国的增速远远快于美国。也就是说，除去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群，法国人的日子比普通美国人日子过得更好。牺牲一些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升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或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