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健康：人们如何逃离不平等(3)

健康水平的改善并非稳步向前的。虽说过去几十年间，各国的健康水平都在渐进改善，但是人类所谓的大逃亡可能是暂时的。
从历史上来看，190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47.3岁，到2006年达到77.9岁，总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但是1918年突如其来的大流感，让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出现了大幅下降。虽然这个下降在流感平息后快速反弹，但健康水平的提升不是单向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可能将几十年的努力打回原形。经历了2003年非典事件的中国人民，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在非洲，传染病的大流行仍在不断重演，艾滋病的肆虐让南非等国的预期寿命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非洲国家博茨瓦纳的预期寿命从64岁退回到了49岁；而津巴布韦更加糟糕，该国在2005年的人均预期寿命比1950年代还低。
同理，人类生活的舒适程度也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稳步向前的。健康水平的改善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农业时代的几千年中，似乎人均预期寿命没有出现稳定的延长，人均收入和预期寿命在这段时期没有表现出相关性。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启蒙时代。
进入启蒙时代之后的300年间，欧洲各国预期寿命的变化，仍是毫无规律可言，但英国的贵族，却出现了预期寿命的稳定增长。从1775年开始，英国公爵家族的预期寿命与普罗大众逐渐拉开差距；到1850年，两者的差距接近20岁。迪顿猜测，那是全球化开始的最早阶段，多数的发明创造（尤其是治疗方法）既昂贵又不稳定，只有富裕且有勇气的贵族才敢尝试。以天花为例，人们早就发现接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但是接种失败可能反而患上天花，因而民众不愿接种；英国的公爵家族首先进行了尝试，成功减少了天花带来的死亡，逐渐与普通民众拉开了预期寿命的差异。
从1800年开始，营养与公共卫生开始和预期寿命的增长联系起来，也正是从这时起，世界各国的预期寿命逐渐拉开了差距。这段时期内，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降低婴儿死亡率来实现寿命的增长，同时人们发现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新药物的出现没有关系。著名的社会医学创始人托马斯·麦基翁(Thomas　McKeown)用一系列图表证明，在有效的治疗方式出现之前，很多疾病的死亡率就已经在下降了。人们健康改善的根源可能在于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营养水平的改善和卫生条件的优化。这里说的进步不等于经济增长。事实上，西欧各国经济增长起步的时间不一致，但儿童死亡率下降的时间惊人一致，或许称为公共卫生措施的改善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