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丹青：为何艺术学院培养不出伟大的艺术家？(13)

陈丹青
新京报：你是如何看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你如何看待这两个角色在你身上的结合？
陈丹青：今天艺术家对社会几乎没什么影响，除了做影像的，比如做电影和连续剧的艺术家是例外。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中国可有十几亿人。知识分子对社会也没什么影响力。过去十年来，大家有过静下心来听知识分子讲话的时刻吗？没有。
新京报：比如，你讲话大家还是会关注的。
陈丹青：那只有很少人在关注。我一点也不夸张，我过去社会批评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如果我也有影响力的话，那么我应该承认，社会上至少还有一百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其实这些知识分子合起来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
在良性的社会里面，知识分子的确应该要有影响力。但是即便在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差。知识分子跟乔布斯、比尔·盖茨的影响力根本没法比。
新京报：今年是充满变动的一年，你今年过得如何？你在今年疫情期间是如何度过的？
陈丹青：我在疫情期间在做《局部》这套书。我跟大家一样，在疫情期间也动弹不得。但是，跟年轻人相比，我并不觉得今年很糟糕，因为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今年对年轻人来说，也是个警告：好日子过久了，年轻人都觉得世界就该是这样子的，疫情忽然就来了。我当然希望明年疫情赶紧过去，人类总会想出办法的，现在疫苗就快出来了。
新京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陈丹青：不要问老人这种问题。老人没有未来。老人的未来就是坟墓。我差不多有资格这么说了。
采写 | 徐悦东
编辑 | 王青
校对 |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