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意义的工作》的论证为什么是错误的：人类学家的傲慢与偏见

人类学家大卫·克雷伯的作品《毫无意义的工作》的中文版终于面世。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克雷伯的作品充满了洞见和一种另类的“深刻”：我们总希望工作赋予短暂的人生与意义，殊不知大部分工作在被设计之初就注定可有可无，并随时可被取代。我们看似努力工作，其实无异于一场早就知道结局的自我感动。在克雷伯充满愤怒的叙述中，资本主义的本质似乎昭然若揭：在自由市场的“做大蛋糕”的许诺下，所有人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被消磨殆尽，而勤奋、工作伦理和职业的许诺之下，是所有人自我价值的被消耗。

《毫无意义的工作》，[美]大卫·格雷伯 著，吕宇珺 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
然而，当我们把克雷伯的作品放在经济学的显微镜下抽丝剥茧般观察他的每一条论证与分析时就会发现，《毫无意义的工作》作为宣传作品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小册子完全足够。以专业、严肃的社会科学作品作为标准的话，克雷伯的愤怒与批判止于情绪的输出，却难以用更严肃的标准衡量。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克雷伯的愤怒和批判精确地击中了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病灶所在，但是如果这种批判只是包裹在反资本主义的话语之下，却无法用更翔实的数据和调查样本佐证，更无法以社会科学的方法与逻辑论证。那么这种批评除了激情澎湃的情绪输出之外，似乎无法承担起人们对它的期待，更无法说明现实要向着克雷伯所展望的方向前进。
撰文｜韩明睿
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与他之前出版的《债：5000年债务史》及与人合著的遗作《万物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一样，是本让人很难严肃看待的书。后两者充斥着难以计数的讹谬。曾在克林顿政府财政部任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仅仅读了《债》的其中一章就发现数十处事实问题，包括“美联储主席不受公共监督”这种令人喷饭的常识性错误。《万物黎明》关于人类早期文明史的宏大叙事以及背后堆砌的繁多史料，用现在内容行业烂大街的一个说法来讲，是要“彻底颠覆读者认知”。但即便忽略书中的事实错误，来自考古、历史等学科的多位学者也发现，该书涉及他们所研究的细分领域时，存在逻辑牵强混乱，曲解前人论述并攻击稻草人，刻意挑选并剪裁出有利于书中观点的材料而回避更多与其相悖的证据和文献，几乎未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度量指标但仍就人类社会进步与否做出大胆断言等严重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