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五昌《百年新诗的光荣与梦想》(21)

其四：“长诗写作热”现象。自新世纪（21世纪）伊始，许多诗人便投入大量精力与心血进行着长诗的创作，意图通过营造在结构上较具规模与难度的诗歌文本来实现自己宏大的艺术追求。其中，洛夫的《漂木》、林莽的《记忆》、大解的《悲歌》、梁平的《重庆书》、《三星堆之门》、安琪的《轮回碑》、《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普冬的《秋天故事》、胡丘陵的《2001年，9月11日》、赵红尘的《酒神醉了》、伊沙的《唐》、陆健的《田楼、田楼》、洪烛的《我的西域》、黄亚洲的《重走长征路》、路云的《彼岸》、郑小琼的《完整的黑暗》、侯马的《他手记》、阎志的《挽歌与纪念》、海啸的《海啸三部曲》、董迎春的《水书》、高凯的《百姓中国》、阿尔丁夫·翼人的《沉船》、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南方狼的《青铜调》、向以鲜的《我的孔子》、南鸥的《断碑，或午夜的自画像》、唐成茂的《肩膀上的春天》、雁西的《致爱神》、张绍民的《自由百科全书》、张况的《中华史诗》、张成德的《囍史》、欧阳白的《心经》、吴昕孺的《原野》、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长诗均是在艺术上各有特点并引起诗坛关注的诗歌文本，较大程度上代表着新世纪以来长诗写作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有力彰显出新世纪中国新诗的繁荣局面。
从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白话诗算起，中国新诗迄今已走过了它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百年中国新诗所走过的历程可谓一条光荣的荆棘之路，因为它所付出的代价与它所收获的掌声与鲜花还远不成比例。除了百年来中华民族不断遭逢的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等各种外部力量与因素的强大干扰，中国传统诗歌观念与审美趣味对于大多数人的有力牵制和规范，使得人们对于新诗始终存在不小误解，普遍评价不是很高。其实，这是有失偏颇的。主要理由可陈述两条：其一，新诗毕竟只有百年的历史，动辄就拿唐诗宋词的标准来对照衡量，显然是过于苛刻了些，也欠公允；其二，在读者当中，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尚嫌传统、保守，因此不能真正欣赏出新诗的好处。实际上，新诗百年，名篇迭出，佳作如林，出现过人们争相传诵一首好诗或诗中精彩片断的动人情景（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余光中的《乡愁》、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食指的《相信未来》、顾城的《一代人》、海子的《面朝大海 春温花开》，等等）。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局面的初步形成与规模的日渐扩大，众多杰出与优秀的中国诗人通过作品译介或其他交流途径先后为西方诗界及文学界所熟悉，并获得高度赞誉。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艾青、北岛、洛夫等杰出的现代汉语诗人屡次获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这无疑是属于中国现代汉语诗人与中国新诗的光荣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