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穷光蛋的“谜之自信”：汉姆生与现代文学(4)

一种“使性子”的文学
探究《饥饿》的主人公，探究这种类型的人的想法，以及作家对他的感知、认同和描述，是一件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的事。让-保尔·萨特在他的长篇论著《什么是文学？》中就做了这件事。萨特说，在19世纪末，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学与之前发生了断裂，之前的文学都是属于社会的，它的“战斗性”也被纳入社会总体，狄更斯、巴尔扎克描写的都是社会上的典型人物，“人间喜剧”本身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如果说它鞭挞社会，那也是这个社会自己的文学机制把它生产出来的。但到了19世纪末，一个史无前例的景观出现了：“一个勤劳的集体团结在生产它的大旗的周围，从这个集体产生的文学却不去反映它”，它“把美与不事生产等同，拒绝把自己纳入整体之中，甚至不希望有读者”。
而在风格上，19世纪后半期小说的主流之一，是追求客观乃至面面俱到的细节描写。德国的盖哈特·霍普特曼、法国的爱弥儿·左拉，都是个中代表；亨利·詹姆斯号称大师级，以善于刻画人物心理著称，可是他把人的心灵世界当作一间摆满了物什的房间来描绘，用他喜欢的比喻来说，如同在织一张“地毯”，辉煌而漫长。与这种路数相反，汉姆生率意地写下他随时随地的感受，小说的开头就是“我一醒来，就像往常一样，开始思考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外界有什么样的景观，发生怎样的事，都要由我来决定如何看它，看它是否值得“我”高兴。不存在“客观”这回事。
这种文学，是一种“使性子”的文学，在一种“活法”的内部申述它、表现它，而非间接地、评判性地展示社会-人心的现实。它的主人公本质上是无用的，不嵌入社会，不承担责任，拿着家里的钱挥霍，随意评判自己的父母辈和面前的过路人，挑衅容纳他、保护他的城市，放任曾经保护自己的童年的严肃世界崩溃，从不去忧心忡忡地谈论拯救。这看起来有点忘恩负义，但是一旦你觉得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就惊诧地发现自己无可挽回地过时了，老了。而且假如你疑心书中的艳遇是电影大片的桥段，是作者给那些穷鬼制造的桃色幻梦，那就错了，不如说，这是一个从未缺少过自信的人，通过坚持不懈的内心活动而从自我毁灭的命运悄悄溜走。
所以，虽然《饥饿》做出了不在乎有多少读者来读的姿态，它却一下子走红，汉姆生在亲身体会了流浪的况味后，似乎写出了很多人从未想到过却又十分好奇、有所憧憬的体验。这段流浪终结在海边：一位船长给了“我”一份货轮上的工作，使他暂时告别了克里斯蒂安尼亚。虽然他可以告别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了，但这结局绝不是对之前的苦境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