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作者娜塔莎·沃丁：每一部家族史都是国家政治的样本(5)

娜塔莎·沃丁：我想，这些人因为自己的身份陷入了严重的内心矛盾冲突，失去了方向。我认为，在恐怖和沉默主导的大环境下，家庭成员渐渐彼此疏远，他们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最后家族中还出现了一个精神病人，杀了自己的母亲。
界面文化：与短暂享受过贵族待遇的姐姐和哥哥不同，你的母亲一出生面对的就是内战、大清洗和饥荒。这是否意味着，在成为强制劳工前，她已经是一个深陷绝望的人，所以才会发展出“胆小又神经衰弱”的性格？
娜塔莎·沃丁：是的，我相信是这样的。遗憾的是，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找到一个认识我母亲的人，能给我讲讲关于她的事情。即便是她的大姐莉迪娅，也只是在讲述枪击影响了新生儿（即我母亲）的洗礼时，才提到了她。
心理学说，生命的前三年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我母亲受到的影响和她的哥哥姐姐大相径庭。她的哥哥姐姐可能还感受过周围环境的安全和他人的认同，而我母亲面对的只有饥饿、恐惧和暴力。她可能永远无法对生活产生基本的信任。她在纳粹德国强制劳工营中的经历更不会给她任何机会，让她从之前在故乡经历过的创伤中得到恢复。

三兄妹，从左到右分别为哥哥谢尔盖、叶夫根尼娅和姐姐莉迪娅。
界面文化：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德国的强制劳工又被强制遣返。你的父母出于对斯大林的恐惧选择留在德国，但依然活在社会的边缘，你上学时也受到德国小孩的霸凌和排挤。你当时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娜塔莎·沃丁：作为一个孩子，我自然没法理解其中的关系和缘由。当时有人告诉我，是俄国人侵略了德国，俄国人是野蛮人，用他们脚上的长靴践踏小孩，从德国人手中夺走了一半他们的国家。他们还对我说，俄国人污秽不堪，他们在厕所马桶里洗土豆，俄国女人不穿内裤。在希特勒独裁时期，斯拉夫人在图片上被描绘成长着角和尾巴的怪物。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怪物，这就是我的身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直到1968年学生解放运动兴起时，我才开始明白其中的一些事情。
界面文化：搬到难民楼后，你的母亲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当她说她要去投河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导致她最终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