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导演怀斯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8)

怀斯曼：他做非常多的采访，不限于记者风格的采访，而且他的电影非常棒。我觉得自己的这些想法很多都是来源于文学阅读的影响，或者说阅读经验给了我很多电影方面的启发。比如，电影的剪辑过程就很像文学中写作风格的诞生。因为这期间我所面对的“问题”和作家的写作是相似的。一百小时到两百五十小时的“素材”……
两百五十个小时？难道通常不是一百四五十个小时的素材吗？
怀斯曼：《在伯克利》（At Berkeley，2013）就有两百五十个小时的素材，因为老师们很爱说话。通常情况下是一百四五十个小时，但也有超过两百小时的。纯粹从数学的角度上来说，对一百多个小时素材的剪辑有近乎无限的可能，我的创作以及它的界限（limite）就来自于对这些（取自生活的）素材的想象，以及自己与这些素材的关系；一个作家对于生活的想象肯定比我更丰富且无界，但我想说的是，一百多个小时已经给了我很多的可能。以及，对于这些素材的研习和剪辑就是为了找到进而建立一个戏剧结构。或者说，文学家用文字解决问题，我用文字（语言）和画面解决问题。
那么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所谓的“剪辑”？
怀斯曼：我的电影完全诞生于剪辑的时刻。在剪辑台上我发现并找到这部电影，在这之前我对自己拍的东西几乎毫无概念，更不要说主题、结构等问题。
如果你对自己要拍的东西几乎毫无概念，那么拍摄的兴趣又是如何产生的？
怀斯曼：不是毫无概念，而是对于我所要拍摄的对象毫无预设的想法、观点、观念。我也几乎不会对拍摄对象（尤其是各个机构）做事先的研习和调查，拍摄的决定也都完成于最直接的现场。我不喜欢那些带着预设观点去完成的纪录片，即使拍摄对象是社会性的，我也不希望自己的电影是社会性或者社会学性的作品。
不为揭露，亦无煽动；不表理念，亦非教育，甚至也不是“观察”。
怀斯曼：我希望它也不是所谓客观的观察，因为这么宣称是不准确的。每一部电影，纪录片也不例外，都是主观的，它们都会有一个戏剧结构。我不喜欢所谓的观察，因为它言下之意反而是承认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视角，而我则希望自己的电影中充满这样的主观视角。
难道就没有那么一刻，尤其当拍摄一些社会福利机构时，你会对自己说“我希望自己的拍摄能够被关注到，进而改善一点这些被拍摄对象的生活，让社会往前进一小步？”
怀斯曼：我当然希望被拍摄对象的境遇能够得到改善。但这不是我创作的目的，我拍的也不是在法国文化语境下的政治介入型电影（cinéma militant）。何况我认为，这种电影并不会改变什么，因为它的观众和欣赏者往往都是本来就拥有相同或者相似观点的人。重要的是对拍摄对象和主题做出的分析，而不是对其简化处理进而表达属于自己的观点。政治介入型电影往往有简化主题的倾向，这是我不喜欢的原因。我可不是第一个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是如此模糊暧昧且复杂、并非是非黑白分明的人啊！我希望社会、真实世界的这种暧昧和复杂能够呈现在自己的电影中，而不是对其做出简化来表达即使很正确积极、很知识分子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