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诞辰130周年｜没有一段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

对美国文化生活之压力的强烈感觉在瓦尔特·本雅明的一生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可以转向他对社会研究所历史的贡献。在整个三十年代，本雅明一直拒绝社会研究所的邀请，不愿意加入在纽约的其他成员们。1938年1月，在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时，本雅明拒绝了阿多诺的紧急请求，他说：“在欧洲还有捍卫的阵地。”当这些阵地被攻克，留在巴黎已经不再可能，盖世太保在1940年夏天查封了本雅明的公寓，此时移民美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早期逃到法国的德国难民有可能被维希政府送回纳粹手中。本雅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进内韦尔（Nevers）的拘留营。社会研究所从那时起就开始尽力营救他。莫里斯·哈布瓦克和乔治·塞勒出面干预，使他从拘留营中获释。当时派发一定数量的赴美紧急签证，主要是在波洛克的努力下，为这位不情愿的难民争取到了其中一张。
然而，本雅明在获得法国的出境签证方面却不太成功。虽然这是一个障碍，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翻越比利牛斯山到波尔特沃（Portbou）的西班牙边境是一条无人看守的道路，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备选。1940年9月26日，当时因心脏状况而抱病的本雅明随着难民队伍出发前往边境。在他的行李中，有十五片吗啡化合物，如几天前他在马赛对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ier）所说，这些药片的剂量“足以杀死一匹马”。 西班牙政府在他们到达之前恰好偶然就关闭了边境。舟车劳顿的本雅明对回到盖世太保扣押的前景心烦意乱，也对自己在美国的前途仍然不抱希望，于当夜吞下了药丸。第二天早上拒绝洗胃的他在痛苦中死去，离他的四十八岁生日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第二天，西班牙边防军被他的自杀所震撼，允许其余的队伍安全通过。
作为这个故事的一个严肃注脚，听到这个消息的库斯勒吃了一些同样的药片，都是本雅明在马赛时给他的。“但本雅明的胃显然比较好，因为我把东西吐了出来。”他后来写道。
当然，本雅明移居纽约对社会研究所或美国的知识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他能把自己的才能与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的才能结合得如何，也只能留待猜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曾希望让他更紧密地接近批判理论，此前曾试图远远地这样做，但他是否会继续抵制，也只是个留待猜测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研究所对他的早逝感到非常失望和不安。在随后的几年里，研究所努力为他争取他生前得不到的承认和赞誉。这方面的第一步就是在1942年出版了一本纪念专刊，（由于研究所的财政问题）只以有限的胶印版发行。其中包含了阿多诺、霍克海默和本雅明本人的文章。社会研究所回到德国后，阿多诺在本雅明的老朋友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帮助下，出版了他的著作和信件，这在过去的十年中引发了人们对本雅明作品的广泛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