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诞辰130周年｜没有一段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3)

我们已经讨论过某些犹太性质对社会研究所工作的影响：不愿说出或描述批判理论核心的“他者”，以及弗洛姆感兴趣的哲学人类学类似于马丁·布伯以及他在法兰克福犹太学府的同事们。犹太思想和习俗对本雅明的影响则有些不同。本雅明最浓厚的兴趣是《卡巴拉》，这是犹太神秘主义作品中最神秘的作品；在这一点上，他与肖勒姆的友谊至关重要。当《施韦泽评论》（Schweizer Rundschau）的编辑马克斯·里奇纳（Max Rychner）向本雅明询问他关于巴洛克悲剧的著作《德国悲苦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里特别深奥的导言时，本雅明向他介绍了《卡巴拉》。它吸引本雅明的是探究其意义层次所需要的释经技巧。1931年时本雅明早已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而在当时他写给里奇纳的一封信中，他仍然可以评论说：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从来没有能够以一种非神学意义上的方式进行研究和思考，也就是研究和思考都按照塔木德关于《妥拉》中每段经文有四十九个意义层次的教导。”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本雅明对文化现象的考察类似于一个圣经学者对神圣文本的探究。本雅明希望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这其中表达了一种准宗教的愿望，希望成为更高现实的透明喉舌。他的语言理论同样植根于一个中心现实的假设，而这个中心现实可以通过释经的力量被揭示出来，尽管是不完全的。
如果说本雅明对犹太教中的启示性因素作出了反应，那么他对犹太教的救赎张力同样敏感。犹太思想中的救世主潮流曾被马克思主义以世俗化的形式挪用，自始至终贯穿在本雅明的著作中。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就是在死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论纲》，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里，本雅明最清楚地阐明了他对同质而空洞的时间和救世主的当下（Jetztzeit）的区分，革命本应带来后者。应该补充的是，如一些批评者所暗示的那样，社会研究所远没有鼓励本雅明思想中的神学因素，而是试图在更世俗的方向上影响他。社会研究所内部普遍对《历史哲学论纲》评价不高。阿多诺的通信也表明他不赞成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残余。
另一方面，社会研究所对本雅明在二十年代中期采用的马克思主义招牌并不完全热心。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本雅明是在战后随即的英雄时期之后，才进入辩证唯物主义，尽管早在1918年他在伯尔尼与恩斯特·布洛赫结交时，好奇心无疑已经被唤起。卢卡奇的早期作品是通向马克思的另一座桥梁，尤其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小说理论》。私交熟人也起到了关键作用。1924年，本雅明在卡普里（Capri）度假时，遇到了俄国导演兼女演员阿西娅·拉西斯（Asja Lacis），她当时正随一个剧团旅行，演出布莱希特的《爱德华二世》（Edward II）。当时本雅明与朵拉·凯尔纳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很可能爱上了拉西斯小姐。无论如何，她把本雅明介绍给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朋友们，并帮助安排他在1926年到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去莫斯科旅行。在苏联首都，他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和拜利（Byeli），并被安排为《苏联百科全书》写一篇关于歌德的文章，但这篇文章实际上一直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