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诞辰130周年｜没有一段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11)

无论光晕具有何种史前的仪式性质，本雅明也承认其中的历史因素，这超出了对应的范围。他认为：“一件事物的真实性，是从其实质持续到其所经历历史的见证之间，它可传递的一切之本质。”而后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与它融入传统的质地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光晕的”艺术在大规模复制时代的终结，不仅意味着丧失了艺术的对应，也意味着根植于传统的经验之终结。本雅明在社会研究所的同事们都认同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这一方面。他们也倾向于接受他从光晕的丧失中得出的结论：“当真实性的标准不再适用于艺术生产的那一刻，艺术的全部功能就被逆转了。它不再基于仪式，而是开始基于另一种实践——政治。”随着机械复制的出现，艺术作品的崇拜价值被其展览价值所取代。本雅明断言，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影。
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成员特别是阿多诺，与本雅明的分歧在于如何评估这一变化的影响。首先，他们一直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表现被当前条件所否定的“另一个”社会之前景。他们现在担心的是大众艺术具有一种新的政治功能，与其传统的“否定”功能截然相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是为了使大众观众与现状相协调。本雅明并不同意这一点。因为，他在哀悼光晕丧失的同时，又矛盾地对政治化和集体化的艺术之进步潜力抱有希望。在这里，他又一次追随布莱希特的步伐，尽管他个人对电影行业的经历令人失望，但他仍然对电影的革命功能持乐观态度。
阿多诺远没有这么乐观，他在《论音乐的拜物教特性和听觉的倒退》一文中对本雅明作出了回应。为了试图弥合，本雅明这么写道：“在我的作品中，我试图表达积极的环节，这一点就像你把否定带到前台一样清晰。因此，我看到了你作品的力量正是我的弱点所在。”于是他提出，有声电影正在破坏电影的革命潜力，并向阿多诺提出对其效果进行合作研究。然而，由于本雅明的去世，这项工作始终未能实现。社会研究所随后在四十年代进行的关于大众文化的工作缺乏他在分析中的乐观主旨，我们接下来将展开讨论。那项工作的精神更接近于本雅明在较早时期发表的名言中所表达的精神：“只有为了那些没有希望的人，才会给我们希望。”
本文摘自《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史》（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1950: p.197-212），新译本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明年出版，译文经出版社授权刊载，省略脚注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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