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诞辰130周年｜没有一段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7)

霍克海默（左）与阿多诺。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阿多诺则是该学派初期的代表人物社会研究所在这一项目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是另一个争议的根源。1935年底以后，本雅明在巴黎的主要支持是研究所的津贴。其他项目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收入，比如他在瑞士以“德特勒夫·霍尔茨”的名义出版的信件集，但正如他自己的通信所表明的那样，收入并不太多。本雅明与阿多诺相识于1923年，当时他们在法兰克福相遇。1934年，在本雅明逃离德国后，阿多诺说服霍克海默接受他为《社会研究期刊》撰写的一些作品。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当前法国作家的社会地位，发表在当年的第一期上。不久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社会学的调查报告，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透露了他一生对语言及其更广泛含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霍克海默向本雅明发出邀请，请他加入美国的社会研究所。
尽管本雅明在1935年4月曾写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把我的工作与社会研究所尽可能紧密而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更迫切的事情了。”但他拒绝了这一邀请。不过，在这一年年底，他成为社会研究所巴黎分部的研究助理，并开始定期领取津贴，虽然数额不大，但足够让他说出，这笔津贴“立即解除了负担”。由于本雅明承认在经济上依赖社会研究所，《选择》的圈子认为他的作品被纽约的编辑从根本上改变了，甚至遭到审查。在此撇开文本问题的复杂性，说本雅明的文章的措辞有时被朝不太激进的方向改变，似乎确实是准确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在本雅明的原文中，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说的：“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使之成为审美的政治形势。共产主义的反应是把艺术政治化。”这些内容也出现在英译本《启迪》中。但在《社会研究期刊》中，印刷版却把“法西斯主义”改为“极权主义学说”，把“共产主义”改为“人类的建设性力量”（p.66）。
在同一页上，原来的“帝国主义战争”被改为“现代战争”。
不过，这些改动通常是在与本雅明通信时作出的，而不是在他向社会研究所纽约分部提交完稿后作出的。需要理解的关键是，这些改动并不是为了使本雅明与教条式的批判理论保持一致而专门做出的，而是反映了《社会研究期刊》经常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政治骚扰而使用的伊索式语言（Aesopian language：俄罗斯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发明的术语，指对外人而言人畜无害但对知情人而言却煽动密谋的语言，译者注）。纽约新学院中其他难民的指责，阿多诺后来不愿与汉斯·艾斯勒联系在一起，格罗斯曼书名在英译上的微妙变化，前文已经提到过种种例子。非常清楚的是社会研究所在美国感到不安全，希望尽量少做危害其地位的事情。早在实际移民之前，霍克海默就在《黎明/黄昏》一书中写道：“迟早有一天，政治难民的流亡权会在实践中被废除……流亡权一旦不再涉及俄国的移民或种族恐怖分子，就会从国际资本主义阶级的共同利益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