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诞辰130周年｜没有一段文明的记录不同时也是野蛮的记录(6)

如果说本雅明的独特视角使他与批判理论拉开了距离，那么这也削弱了他学术生涯成功的机会。他对歌德的《亲和力》的批评研究写于1924年至1925年，是在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赞助下出版。但这部作品明确在意识形态上批评了当时围绕斯特凡·格奥尔格周围的强势圈子，结果本雅明被排斥在他们的影响力所及的学术界之外。后来他试图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教授资格的努力同样无疾而终。他作为凭证提交的作品是对德国巴洛克戏剧的研究，他试图在其中“拯救”寓言的范畴。然而，事实证明，对他的审查者来说，这本书太晦涩难懂了，其中有文学系主任弗朗茨·舒尔茨（Franz Schultz）和大学的美学专家汉斯·科尔内利乌斯，后者正是几位社会研究所成员的老师。《德国悲苦剧的起源》虽然最终在1928年出版，但未能为本雅明在学术界赢得一席之地。
随着这次失败，他的父亲也拒绝继续支持他，本雅明被迫以私人评论家的身份勉强度日，还偶尔翻译普鲁斯特等作家的作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他为《文学世界》（Literarische Welt）等杂志和《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等报纸撰稿。他还为朋友恩斯特·肖恩（Ernst Schoen）掌管的法兰克福广播电台做评论。尽管他的作品往往是最高质量的，但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比如他令人回味无穷的童年回忆在《法兰克福报》上连载，后来以《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为题出版。
纳粹的掌权意味着本雅明在德国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终结。在以“德特勒夫·霍尔茨”（Detlef Holz）和“康拉德”（C. Conrad）为笔名写作的尝试失败后，他接受了移民的必要性。他以前造访巴黎时感到舒适，因此巴黎成为他选择的避难所。在许多方面，现代都市是他工作的中心焦点之一，而巴黎正是欧洲大都市的典范（par excellence）。早在1927年，他就开始撰写对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分析，也就是十九世纪的前史（Urgeschichte)，其中以巴黎作为中心隐喻。该书题为《拱廊街计划》（Passagenarbeit），写作历程贯穿本雅明的余生。虽然该书长达数千页，但实际上只有部分内容令他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