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洪波：敦煌变文与《西游记》的互文性考察(6)

其中太宗入冥故事最早见之于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题“授判冥人官”，其谓唐太宗极康豫，晏驾入冥，判官经问“六月四日事”（玄武门之变），即令还。笔记内容简略，篇幅极短。
变文虽为残卷，有头无尾，且为伦敦博物馆整理时误粘，导致文字秩序倒置，文义不明，但经王重民、王庆菽等学者先后校理，其长篇文字都可经读，故事梗概也能大体明白。本篇叙述唐太宗因李建成、李元吉在地狱控告，入冥对案，人臣李乹风请托判官崔子玉勾改生死簿，其判“十年天子，再归阳道”，太宗许诺还阳后大赦天下，讲抄《大云经》。

《敦煌变文集》
与敦煌变文的说经性质相适应，“太宗入冥”的政治意识开始淡化，抹去了“问六月四日事”这样的敏感话题，弘扬佛法的倾向则有所加强，竟以太宗讲抄《大云经》为还阳的代价。吴承恩[8]将它吸纳、整合进《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创意和价值。经过超量扩容，成为《西游记》第九回至第十二回共四回文字，构成“取经缘起”的独立单元，介于孙悟空闹天宫传与唐僧取经记之间。这是一种自觉和直接的互文性关系，其作用和意义表现在：
其一，揭示唐僧取经的缘起。
作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史书对玄奘取经的缘起有记载：
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纶。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9]
这个玄奘解困问惑的目的，显然不适合文学作品，尤其与神话小说相差太远，需要重新铺排。按《西游记》，其取经缘起由两条情节线索交织而成：一是如来造经；二是太宗入冥。“如来造经”宣扬的是“拯救”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