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导演：在市场与权力之间，获救还是屈服？(9)

与此同时，在2003年，国家电影总局主动召集一些独立电影人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会议室进行协商，这次事件又被称为“七君子上书”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和张亚璇联名上书，提出四点意见，其中包括电影分级制、电影审查制度以及对本土电影支持和保护政策等多方面主张，这是有史以来首次的中国独立电影“民间”和“官方”的对谈。
同样是2003年，各地独立影展开始崭露头角，独立电影放映社团热火朝天，独立电影创作呈现上升势头，“独立电影”也开始渐渐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某种共识。事实上，不管“独立电影”的概念是多么的纷繁和复杂，随着DV运动的兴起，第六代之后，中国电影的创作者们再也无法被归为某个代际，一个新的，彻底的“中国独立电影”时代来临，一批“业余作者”很快涌现，甚至很快消失，电影的定义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第六代”在完成了文化意义上“反叛”的历史使命之后，回归了大银幕。
此后，电影总局宣布对张元、王小帅、贾樟柯等人的解禁。贾樟柯在文章中回忆：“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专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自由经济是诸多自由梦中的一种，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力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
戴锦华在《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的结尾，提出这样的疑问：“
（第六代的创作是）
一次获救，还是屈服？一次边缘对中心的成功进军，还是无所不在的文化工业与市场的吞噬？是新一代影人将为风雨飘摇的中国电影业注入活力，还是体制的力量将湮没个人写作的微弱力量？”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至今悬而未决，并同样考验着不断涌现出的更年轻的作者们。
作者：余雅琴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