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3个建筑学转向与“风土”话语(上)(12)

索莫和怀汀还以当代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的两部作品分别对应“批判性建筑”和“投射性建筑”，前者是《花木兰》(Magnolia)，后者是《不羁夜》(Boogie Night)，而与“批判性建筑”的“艰难”对应的是“轻松”(easy)。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离开“批判性建筑”之后的“投射性建筑”从此可以一挥而就，无需任何“劳作”和“艰难”地“轻松”搞定？在我看来，尽管作为一种即兴讨论的记录，上述对照很难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索莫和怀汀后来在《关于“多普勒效应”的笔记和现代主义的其它心境》(Notes around the Doppler Effect and Other Moods of Modernism)中增加的“辩证法”(dialectics)与“多普勒”(Doppler)以及“热”与“冷”的对照似乎也没有解释更多，但是无论被索莫和怀汀视为“投射性建筑”最佳案例的库哈斯的实际建筑项目，还是怀汀在2013年上海西岸艺术/建筑双年展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都无法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在乔治·贝尔德那里“投射性建筑”意味着一旦“对效能有所妨碍，‘批判性’就应当让位”的“后批判”(post-critical)立场，那么如同在“批判性建筑”问题上首先发难并被认为“摒弃了从自己的老师詹姆信(Fredric Jameson)那里继承来的‘抵抗态度’，转而提倡一种新的、另类的、追求效率的综合性建筑” 的斯皮克斯(Michael Speaks)表示绝不认可“后批评家”的称号一样，索莫和怀汀也明确拒绝将自己归入“后批判”阵营。
拒绝“后批判”就是拒绝完全放弃“批判性”——就此而言，与其说“投射性建筑”与“批判性建筑”之争的关键在于是否要坚持或放弃“批判性”，或者以“后批判”的“实用主义”取代“批判性”，不如说是思考“批判性”动力究竟来自何处更重要。换言之，这个动力究竟应该如埃森曼那样来自学科的“内在性”，还是如库哈斯那句“当前建筑批评话语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认识到，建筑学最深层的动机是某种非批判性的东西”(the problem with the prevailing discourse of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is the inability to recognize there is in the deepest motivations of architecture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critical)意欲说明的来自学科的“外在性”，尽管这一“外在性”常常看似是“非批判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