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3个建筑学转向与“风土”话语(上)(13)

按照这一思路，索莫和怀汀在《关于“多普勒效应”的笔记和现代主义的其它心境》中题为“从指索符号到图解”的小节最后将埃森曼和库哈斯置于两个不同学科位置的论述就变得比较好理解了。都是发生在1970年代，埃森曼以多米诺住宅“自我指涉”的演绎著称，库哈斯则在现代主义大都市的“拥挤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中致力于对未登上学科“大雅之堂”的纽约下城体育俱乐部(Downtown Athletic Club)的解读。前者是“作为自治与过程的学科性”(disciplinarity as autonomy and process)，后者则旨在追求“作为力量和效果的学科性”(disciplinarity as force and effect)。如果这就是“批判性建筑”与“投射性建筑”的不同，那么前者由二元对立的“辩证法”划定学科边界并以此建立学科的“内在性”，而“投射性建筑”则试图与学科的“外部性”(或者说被传统建筑学忽视的外部世界)建立“多普勒效应”式的联系，以此拓展建筑学认知，实现建筑学的更多可能性。
在当代中国建筑学对“批判性建筑”与“投射性建筑”的讨论中，这个“外部性”曾被归结为“中西交流”的“外部性”。它源自建筑学者朱剑飞在《时代建筑》2006年第5期发表的《批评的演化——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一文。朱剑飞试图为2000年前后的当代中国建筑寻求一个来自国际语境的“外部”参照，同时将这个参照转化为与中国互为“外部”的交流。他同意贝尔德“当前的建筑有一种从‘批判主义’走向‘后批判主义’或者说‘后乌托邦实用主义’的趋势”的观点，但认为贝尔德忽视了“外部世界和外在性”发挥的作用，虽然他“可能直觉意识到某种外部世界的推动，因为库哈斯和斯皮克斯都关心外部世界和外在性” 。在朱剑飞看来，这个“外部世界和外在性”就是亚洲或主要是中国。与此同时，他将以埃森曼为代表的“批判性建筑”作为当代中国建筑的“外部世界和外在性”。
这构成一个中西方交流的对称图式：中国在向西方吸收“批判性”的同时，西方也从中国吸收“后批判实用主义”的能量和动力。前者体现为张永和等一代建筑师对中国现代建筑学中“以巴黎美院为基础的主流传统和近几十年后现代商业符号化的设计潮流”的“抵抗”，后者以库哈斯关于珠江三角洲和“大跃进”的观察和写作最具代表性。朱剑飞甚至认为，在后一个方面，正是“持续不断从中国流向西方和世界”的实用主义动力“推动今天走向后批判实用主义的历史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