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3个建筑学转向与“风土”话语(上)(14)

朱剑飞的上述观点受到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朱涛的挑战。后者在同一期《时代建筑》撰文指出，从“批判性”转向“后批判”并非当代西方建筑学的“定论”，“批判性”在对“批判性建筑”的反对声中仍然重要。朱涛还将“中国成为西方‘后批判’动力出口国”的论点置于拷问的地位。他肯定了张永和等一代建筑师在“建筑本体语言”方面的“批判性”，同时指出当代中国建筑在“建筑社会实践”方面的“批判性”缺失。在朱涛看来，当代中国建筑学更迫切的任务是在“批判性”层面讨论过去数十年粗放式大规模建设带来的土地利用、生态保护、公共居住、城市公共空间和社会公正性等问题。他因此呼吁中国建筑师在不放弃“建筑本体语言”探索的同时，积极投身作为“建筑社会实践”的“批判性”。
本文同意朱涛的大多数观点，但不赞成将“批判性”置于“社会实践”的道德高地。能够实现社会层面的“批判性”固然很好——前提是存在讨论社会问题的空间和条件，但“批判性”可以发生在建筑学的不同层面。在此，本文更愿意提醒读者注意朱涛文中的另一观点，它将从罗兰·巴特的东京到班纳姆的洛杉矶，从文丘里的拉斯维加斯到库哈斯的纽约、亚特兰大、新加坡和珠江三角洲的理论写作作为“西方现代批评传统的一种延续”。朱涛正确地指出，这些写作力求“直面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所制造的戏剧性现实，把一个西方正统学界不愿正视的城市塑造成一个‘全新的’范式，以期挑战传统观念，开阔建筑学(或城市、文化研究)的视野” 。但是朱涛似乎过于轻易地以“雅皮阅读”——更可能是不符合他对“社会实践”的某种预设——而欲对它们予以拒绝。让我们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对这个立场做一定修正，尝试将这一“批判传统”与20世纪建筑学的第三个转向以及建筑学的“风土”话语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并进一步发展本文的主题。
（正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2年07期，总第644期，更多详细内容请见纸刊。扫码即刻购买本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