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3个建筑学转向与“风土”话语(上)(10)

与塔夫里的立场不同，埃森曼的“批判性建筑”从一开始就与“自主形式”相辅相成。他于196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现代建筑的形式基础》(The Formal Basis of Modern Architecture)。埃森曼还是将这篇博士论文称为自己“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本书”，因为正是这篇博士论文开启了埃森曼的“形式主义”建筑路线。30多年后，埃森曼进一步区分现代建筑中的“现代主义”(modernism)与“先锋派”(the avant-garde)。他将前者视为一种“社会计划”(a social project)，而将“先锋派”等同于“自主”(autonomy)——更准确地说是“形式自主”。尽管这一“自主”的必要性正是对“世界资本的霸权”(the hegemony of world capital)的一种抵抗，不过在我看来，走向“形式自主”才是埃森曼的真正诉求。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也许是1979年发表的论文《现代主义的角度——多米诺住宅和自我指涉的符号》(Aspects of Modernism: Maison Dom-Ino and the Self-Referential Sign)。该文将多米诺住宅视为“自我指涉的符号”，认为它的意义只取决于板与板、柱与柱、板与柱，以及楼梯甚至柱等其元素之间的位置关系的变化。这些“意义”既不指向功能使用或者建造与结构的要求，也与柯林·罗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含义相去甚远。简言之，它只涉及“建筑自身的内在观念”(intrinsic ideas which explained architecture itself)。
受法国结构主义哲学的启发，埃森曼在为2004年出版的《埃森曼内转外——1963-1988文选集》(Eisenman Inside Out: Selected Writings 1963-1988)所写的引言中将上述议题进一步转化为更为理论性的建筑学“内在性”(interiority)与“先在性”(anteriority)的讨论。他认为，尽管阿尔伯蒂的《建筑论》/《建筑十书》与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之间建立的传承关系有时也是批判性的，但是这种传承关系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历史”成为学科“内在性”的关键。历史不可避免涉及先例，建筑学的“内在性”与“先在性”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合而为一。埃森曼认为，这种情况在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学著名的“古今之争”中发生变化。争论的一方是时任法兰西皇家建筑学院第一任院长的老布隆代尔(Franois Blondel)，他致力于捍卫古代原则(特别是比例原则)，另一方则是卢浮宫东立面设计者之一和维特鲁威《建筑十书》法文版译者的佩罗(Claude Perrault)，他主张按照现代标准重新审视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