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3个建筑学转向与“风土”话语(上)(8)

常院士指出：“在中国传统建筑的民间体系研究中，‘民居’是对建筑类型而言，‘乡土建筑’是对乡村聚落而言，而‘风土建筑’是对城乡民间建筑而言，三者均属同一范畴。” 应该看到，既然将“风土建筑”视为是对“城乡民间建筑”而言，那么它在理论上同样可能指向当代风土，特别是本文旨在讨论的当代城市风土。然而，或许因为“风土”已经先入为主地被归入“中国传统建筑的民间体系”之中，它与“民居”和“乡土建筑”只能属于“同一范畴”。相比之下，当代城市风土(注意，不是历史和传统风土的当代存在！)在当代中国建筑学的“风土”话语中仍然是缺失的。
转向之二：从“批判性建筑”到“投射性建筑”
在进一步讨论当代城市风土之前，让我们对本文的第二个转向做一个回顾，以便进入更为当代的建筑学理论语境。简言之，这个转向与埃森曼(Peter Eisenman)的“自主性建筑”/“批判性建筑”在20世纪下半叶建筑学中一度占有的重要地位以及曾是埃森曼门生的一代学者/建筑师对它的质疑和反叛有关。如果说“自主性建筑”(autonomen architektur)是由奥地利建筑史学家埃米尔·考夫曼(Emil Kaufmann)在1933年首次提出，那么按照罗伯特·索莫(Robert Somol)和莎拉·怀汀(Sarah Whiting)的观点，哈佛大学建筑历史理论教授迈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1984年在耶鲁大学建筑学杂志《展望》(Perspecta)第21期上发表的《批判性建筑——在文化和形式之间》(Critical Architecture: Between Culture and Form)则是对“批判性建筑”(critical architecture)作出的“最早而明确的定义”(a definitive early formulation)。
在这篇堪称“经典”(canonic)的文章中，海斯呈现了建筑学的两种极端状态：其一是“建筑作为文化的手段”(architecture as an instrument of culture)，它使建筑丧失自主性，沦为社会经济政治或者技术过程的附属品；其二是“自主形式”(architecture as autonomous form)，它将建筑操作想象为“一个无需借助外在参照也能够被理解的整体”，一个“去除任何被世间性的(worldly)、环境的、或者社会的因素所沾染了的历史内容”的“均衡系统”。在海斯看来，“自主形式”的建筑并非完全不健康，但是它的立场最终也意味着一种“无能为力”(powerlessness)，因为它在将建筑还原为纯粹形式的同时也从一开始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承认“维持纯粹性就必须接受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