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3个建筑学转向与“风土”话语(上)(7)

同样值得赞许的是20世纪建筑史学家斯皮罗·考斯托夫(Spiro Kostof)在建筑历史理论方面的主张。他在有“第一部全球建筑史”之称的《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中阐明，“将纪念性建筑的伟大经典(the traditional grand canon of monuments)与更为广泛的、更为包容的建成环境观(a broader, more embracing view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融合在一起。它不再严格区分建筑(architecture)与建物(building)，区分建筑与城市，区分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high cultures and low)。索菲亚大教堂和凡尔赛不可不谈，但是爱斯基摩圆顶小屋和19世纪的麦芽酒窖同样有其一席之地；
乌尔比诺(Urbino)和曼图亚(Mantua)的贵族宫殿被置于更大范围的城市形态中进行讨论；罗马帝国与其‘蛮族’对手共处一章，同样的是达西亚人(Dacians)与撒哈拉以南(sub-Sahara)的部落。”
在同样持“全球建筑史”立场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史教授马克·贾臣贝克(Mark Jarzombek)看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建筑学还有很多路要走。这不仅因为“全球建筑史”在世界建筑教育中“还只是小范围的兴趣”，而且因为“全球建筑史”要求的认识论转向还没有真正完成。“一部全球建筑史——不是重新致力于普遍，而是一直被其压抑的——见证的其实是建筑学现状的内在不足。就此而言，全球建筑史的首要学科任务在于揭示以全球之名行反全球之实的认知体制(the epistemological regimes)，正是这一体制确定了作为建筑世界内核的从博物馆制度到行政管理，从教育体系到策展实践的全部视野。”
“全球建筑史”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重要的是，从鲁道夫斯基到保罗·奥利弗(Paul Oliver，《世界风土建筑百科全书》主编)再到贾臣贝克，“风土”仍是历史和传统意义上的，而不是当代城市风土。这种倾向同样反映在国内学者的观点之中，其中又以常青院士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正如本文开始部分已经说到的，中文建筑学语境以“风土”取代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使用的“民居”或者“乡土”成为vernacular的中文对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常院士的努力，特别是他在一系列文章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提出的建立中国“风土建筑谱系构成”的观点。以我之见，这既有日本学者如和辻哲郎的影响，他在1930年代出版的《风土》一书将“风土”作为“对某一地方的气候、气象、地质、地力、地形、景观等的总称” ，也是常院士在“民居”“乡土建筑”和“风土建筑”研究上理论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