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3个建筑学转向与“风土”话语(上)(6)

不可否认，梁思成的“正统”中国建筑史确实以北方官式大木建筑为主。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既有《营造法式》研究的缘故，也有中国建筑史从无到有以及从何开始研究的问题。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并没有如汉宝德所言，认为南方建筑“渺不足道”。相反，只要有机会，他们便不辞辛苦前往调查研究。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迁往昆明，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利用这个机会分别在1938年10月-1939年1月和1939年9月-1940年2月对云南和四川的建筑展开调查，《梁思成全集》第三卷上的未刊稿《西南建筑图说(一)——四川部分》和《西南建筑图说(二)——云南部分》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图2)。就此而言，刘敦桢后来以南京工学院和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共同成立的中国建筑研究室展开的民居研究可被视为中国营造学社此前工作(梁先生、刘先生都是这部分工作重要的直接参与者)的延续。

▲ 2 1939-1940年梁思成、刘敦桢川康地区调查线路图
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民居”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也无需再像鲁道夫斯基那样把“大建筑”与“小建筑”在意识形态上对立起来。在这一点上，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的立场倒是值得赞许，尽管他常遭到“风土”研究者的非议。柯布在自己建筑学认知的“形成之年”(formative years)与朋友结伴，进行了一次后来被他自己称为“东方之旅”(Le Voyage d"Orient)的游历。在1911年的这次游历中，他既目睹和体验了帕提农神庙等各类“大建筑”，也对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土耳其民居等“小建筑”进行了考察。他在1923年出版的第一部理论著作《走向一种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通常译为《走向新建筑》)中将帕提农神庙作为“纯粹的精神创造”和最高的美学典范，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将土耳其民居的经历和思考作为同时期的《现代建筑年鉴》(Almanach d"architecture moderne)和《今日的装饰艺术》(L"art décoratif d"aujourd"hui)等其他著作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