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了《花筐》才似乎懂了大林宣彦(4)

但在他这部作品里，善恶与其说在角力，不如说在游戏周旋——孩子们的恶作剧固然解构了大人们自以为的“正义”，也在帮他们完成最后的青春营救——就是把即将被父母卖到妓院的昌小姐解救出来。但是，真的可以吗?事实当然是不可以：当美少女终得恋人相救，逃至海上，但他们并没有逃离恶军官的追逐。恶军官，即那位常拜访昌小姐的战争幽灵般的存在。这一回，他把作为情敌的嫉恨，化为惩罚逃兵（男青年被应征后私自出逃）的公开行刑。被鼓声集合起的民众，远远目睹了这青春悲剧的落幕。美少女浴火重生，彩片到这里是以黑白呈现，算是剧中最凝重的一幕，紧接着又转彩，就是孩子们恶搞那位恶军官。
如果以反战立场论，盖而言之，大林宣彦好像并不想像前辈那样直给。那么，这是一种艺术趣味的差别，还是某种思考点的差异？多年来，我在想这一点。而在看完他2017年的《花筐》，以及2019年最后的《海边的映画馆》之后，某种困惑得以明朗。这不仅因为电影的观看，也因为他更多想法，在不同采访中得到展现：原来，他并不想拍什么反战电影。根柢的态度是厌战。他也并不想重复所谓“战争为恶和平为善”这样二元对立的说法，而是试图展示“战争与和平，其实都是由同样的人创造”这样的现实，以及那种“没能适时死去的感伤”。
作为被时间跨过的一代
以前，划分这类日本导演，我多看的是其出生的年份，以1945年为界，一种战时战后的两分法。但是，大林宣彦在采访中，更强调自己是被“时间跨过的一代”。这中间又有什么深意呢？这使我不免想到，他出生于战时的1938年不假，其故乡尾道属于广岛的一部分也不假。但当他所在的国家以“正义”之名发起战争时，他真正的年龄其实接近《原野、山峰、海滩》中的小须藤。而过渡到整个青年期，又是在消化战败带来的种种后果。
战争给他这一代带来的更深远影响又是什么，他在采访中着意做了解释，（战后）为了正义而做的事情，特别是政治运动，都是为了自己的正义理念。但在战争期间，他这一代还年轻，相信过日本的“正义观”。战争结束，又是战败国，就会觉得自己内心深处的正义感，是不值得相信的。“我们正在与人类的‘感官’对抗。”
这段采访附在我那张《花筐》碟的花絮中。字幕有几处译错，所以我在这里大胆猜想，这里所译的“感官”，或许应该是人类发自内心的那些感觉感知。当它被战争扭曲过一次之后，后来那些本该投身的出于正义的激进运动，在他们，反而会有意选择置身于外。这是朴素正义感经此一遭后的审慎与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