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吗？他是千古清客之圣

《金瓶梅》中被称为“千古清客之圣”的帮闲应伯爵，在历来论者的笔下都被描绘成一个可恨可恶而又可怜可悲的无耻小人，新时期金学也是如此。早在 1980 年，朱星教授在文革后首部金学著作《金瓶梅考证》中，便毫不客气地将之定义为帮闲帮凶的代表，指出“（应伯爵）是一个极丑恶的人物……像他这样的帮闲帮凶，怎能有好下场呢？”宁宗一在其著作中言辞则更为激烈，他认为应伯爵实在是“人类的渣滓，道德沦丧的产儿”，是一个出卖灵魂，助纣为虐的丑角。确实，从小说中应伯爵的表现来看，他似乎是一个不能不使人感到可怜、可悲和可恨的畸形儿。

然而以上论断是否中肯却着实是令人怀疑。作为周旋于达官贵人身边的成功帮闲，伯爵确实可怜可悲，却并非如某些评论家笔下所写的那样可恨可恶。现在亦有论者提出伯爵不是大恶之人，他是“只丑不恶”的角色，更有论者坦然承认自己在阅读《金瓶梅》时喜欢伯爵。笔者虽未必如后者这样激进，但亦对应伯爵这个涂满喜剧油彩的人生戏台上的丑角恶感不强。他的追欢买笑只是为了在有权势者的旁侧寻得一杯残羹，以便养活自己、维持生计，比起后者单纯为享受或投机钻营而寻欢作乐、纸醉金迷，似更可原谅。有论者指出伯爵的身份实是个落魄知识分子，而晚明时期这类八股取士体制下的产物大多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然而他们除文墨外一无长技，境况甚是凄凉。若要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生存，恐怕仰人鼻息是伯爵辈的唯一出路。
理解了伯爵的无奈与隐痛后，他在此种心态的影响下所萌发壮大的喜剧性格的复杂特点即可一目了然了。一言而蔽之，伯爵的喜剧性格因人而异。
首先，面对西门庆等有权有势之人，伯爵作为一个喜剧人物的主要表现就是见风使舵，给予他们召之即来的百般帮衬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拍马奉承。他善于寻找、制造寻欢作乐的机会和气氛，并借此证明自己作为娱乐大众的一份子而存在的价值。在西门庆等为满足自己的声色本能而进行访妓、饮酒、听唱等娱乐活动时，伯爵所要做的则只是抹去自己的性格，将自己变成一面“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随主人指令而动的镜子。当然，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伯爵嬉笑间就完成了这一极富难度的工作，证明了他谈言微中能乱异同的清客之圣的身份。在与西门庆在一起的场合中，伯爵的机智油滑的喜剧性格又表现出诸多不尽相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