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既渴望亲密，也渴望距离：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

共同体与政治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政治既是施米特所谓的“区分敌我”也是要要为共同体之间划分边界。而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作为共同体浮现的“身份”，则有着不同于以往族群与民族的新的内涵，扭转了传统政治中身份和边界的意义。而随着欧美政治极化带来的“新身份政治”，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着西方政治的撕裂并悖离了政治的初衷，并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的潮流。

《共同体的边界》，[德]赫尔穆特·普莱斯纳 著，窦绪凯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
魏玛共和国的悲剧成为了许多历史学者对欧美政治未来的参照和忧虑所在。德国社会学者赫尔穆特·普莱斯纳的作品《共同体的边界》出版于1924年，也正是魏玛共和国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而在这本书中，普莱斯纳对魏玛共和国政党政治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清醒的分析与犀利的批判，而魏玛共和国的混乱，却已经成为了今天欧美政治上的某种先声。
撰文｜巫怀宇
近日听闻赫尔穆特·普莱斯纳的《共同体的边界：社会激进主义批判》（1924）汉译终于出版，我想将此书与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1951）一并介绍给各位。这两本书同属于社会心理学，又涉及哲学与政治。普莱斯纳是文德尔班与胡塞尔的学生，是哲学人类学的学科创始人之一。而霍弗是少年时代失明八年，尔后自学成才的“码头工人哲学家”。这两本书的共同优点是洞察力，且角度不同，多有相互补足印证之处。
共同体的内外边界
事情要从费迪南·滕尼斯的开创性著作《共同体与社会》（1887）说起。此书的副标题是“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在诸人文社科中，社会学最不“纯粹”，既不如哲学纯直，也不如诗纯真，不像历史学那样与当下保持距离，也不像经济学那般能被数学语言表述。社会学探讨的尽是不纯粹的经验，承载了太多曲折。然而滕尼斯的“社群（共同体）”与“社会”却不是具体现象，而是我们赖以理解生活世界的范畴，再复杂的社会经验也由二者交织而成，社群的人际关系是直接的，社会人却是间接地经由规则相互关联；社群伴随生命一同生长，社会规则如机械一般运转；社群是口头的和面对面的，社会是书面的和抽象的。滕尼斯的思想形成于德国统一之后，著述于习俗支配的真实社群破碎之际。工业革命前的社群有着丰厚立体的结构，是真实有力的组织；至滕尼斯的时代，国家、市场和都市等社会组织已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