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既渴望亲密，也渴望距离：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5)

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
由此可见，普莱斯纳反对的并非社群本身，而是将社群视作社会之基础，或将陌生人社会误认作亲熟社群的思想，即广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它导致的心智错位，无论对政治规则还是亲熟关系都有害。前者的政治灾难已有二十世纪历史的明证，至于后者，霍弗在《狂热分子》中说：激进共同体都反对家庭。这是因为家庭才是真实的社群组织。霍弗引用那位历史上最成功的宣道家的话：“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当然，我们不可反过来陷入以家庭为名的意识形态：如果家庭真的纯是亲密无间的社群，就不会存在婚姻法这种专为它设立的规则。家庭是亲熟社群与社会规则交织而成，从婚姻法能否得到坚决的贯彻，能够看出二者的力量对比，或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是和睦的家庭就越像一个社群而不像社会，然而这多要以平等与互惠被预先满足为前提；这就像是只有那些最明理的人，才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霍弗认为，共同体是热情的，而社会是冷静的，许多公民社会正是由早期的共同体冷却固化而来。这就像爱情结成的是纯粹的理想共同体，而婚姻已有了社会的一面。想让一个共同体永葆最初的纯洁理想，永不落入现实政治的规则，就像奢望永不步入现实婚姻的爱情。事情的漫长抛物线中，重要的不是初速而是落点。有人说，恋爱中要看对象对待服务员是否礼貌，因为他对服务员的态度就是多年后对你的态度。
同理，亢奋期的共同体对外人如何，多年后对自己人就会如何；那些仇恨外人的共同体，时过境迁后社会成员间也会互恨互害。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在英译版序言中，安德鲁·华莱士指出，普莱斯纳对政治理性持怀疑态度，是因为他粗糙地使用了“理性”概念：他将理性等同于卢梭或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这种道德哲学塑造的一定是基于理想的共同体，而非容纳现实差异的陌生人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如这般……”是理想共同体的思想形式，面向社会现实的思想形式则是涂尔干所说的统计学意义上的人群比例。社会中只有现实的众意，唯有共同体才预设公意，预设终极目标的政治是前政治的，现实的道德目标反而应当根据诸事的既有条件划定。普莱斯纳对康德式“理性”的忠实与怀疑，反而揭示了政治理性必然是非康德的，并映照出康德哲学与现代自由主义逻辑断裂；强行调和二者的思路中，其实暗含着将社会退回到理想共同体中的危险。社会运行总须承认，此在的世界是各自分立且交织共在的，共同体的理想却以强调“共同生活的公共性”来取代个人的分立性——柏拉图《理想国》中取消家庭和私产的设想即是它的彻底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