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既渴望亲密，也渴望距离：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3)

电影《麦克白》（2015）。
普莱斯纳认为，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是外交，必有提防戒备，而法律将这种戒备规则化，预先保障安全来削弱紧张。“外”交意味着内在的独立性，稳定的边界对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对比普莱斯纳和半世纪后的哈贝马斯，就能发现：哈贝马斯区分“生活世界”与“系统”，区分“交往行为”和“策略行为”，这意味着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要求一种“话语伦理”，预设了某种作为公共知识的道德（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康德的“诚实”或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简单性”这些较严苛的要求）。这已接近普莱斯纳说的“理念共同体”，不是消除现实的利益冲突，而是削弱策略性的外交；哈贝马斯的不同在于，他取消了这种话语伦理共同体的边界，将其与普遍主义的社会完全重叠了。
普莱斯纳区分了基于血缘和理想的共同体，二者都受限于个体的复杂性：血缘难以维持个体间的亲密友爱，也无法铺展到更大范围；那些承担了广大的政治功能的血缘关系，例如帝王之家，总是更无情。理念既需要与其他理念相竞争，也难以贯穿每一个人多面的日常生活。理念共同体热衷模仿血缘共同体，成员间常强调“爱”，互称“兄弟姐妹”，普莱斯纳认为这只是些恭维与修辞。“爱可以指向整个社会，却无法指向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这一洞见可与《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中“越是爱人类，越不爱具体的人”对比。人可以既爱人类，又爱亲近的人，因为两种爱根本不同。普世博爱其实只是善意，它的施善对象不确定，取决于条件。而共同体内爱的对象是确定的、不可放弃的，也只有无法放弃的爱会转变成恨——无论是对外人的恨，或是共同体内部的。共同体强求其成员以爱熟人的方式，去爱共同体内的陌生人，这只会将具体的个人变成抽象的众人之一，反而导致否定切近的具体经验（因其多面性与默会性）。
俄国或东正教就是这样的共同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的并非现代人性的困境，而是他身陷的半吊子意识形态的困境，也正是那些依赖共同体确立身份的人，最爱将自我以共同体的名义投射于他人，也最容易与陀氏同病相怜。顺便说一句：陀氏的另一名言“爱生活，甚于爱生活的意义”也是莫名其妙，意义是生活世界区别于物理自然的特征，生活本就离不开意义。只有把生活的意义误解为宗教或某种意识形态的人，才需要这句话。尼采说，健康的人无法理解病人，病人的医护自身也得是病人，这句话正是对陀氏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