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既渴望亲密，也渴望距离：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4)

电影《卡拉马佐夫兄弟》（1969）。
普莱斯纳似乎倾向于认为，我们不愿暴露“真我”，才发展出外部规则和仪式。但其实我们用来构建所谓“真我”的语言，本身就有大量取自外部世界，心理“空间”的秩序构建常依赖外界空间的隐喻表达，依赖于对外部规则的先行理解。离开了它们，所谓自我也只剩下空洞的形式。这并不是取消了本真性，而是说，企图设想一种前政治、前规则的本真性是逻辑谬误。任何企图奠基于人之“真我”的共同体都必然极不稳定，因为自我根本没有“根基”，是一座无底深渊，这已是费希特时代（或法国革命时代）的老问题了。普莱斯纳还认为，共同体意识形态诞生于对陌生的公共社会的逃避。人是游离于社群与社会、亲熟与陌生等诸多对立之间的动物，人既无法完全退回到内在的宁静中，也不可能完全裸露于外在的陌生规则下。在心理学上，人既渴望亲密，又渴望距离；渴望被理解，也渴望隐藏在面具后；
向往原始与天真，又离不开反思和省察。矛盾的两端皆无法消除，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为二者划出静态界限，只能具体地权衡。
普莱斯纳虽然批判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却并未否定社群，而是将其视作一种生活形式，对立于陌生人以规则和外在仪式组成的“社会”的生活形式。他继承了滕尼斯对两者的区分，社群的没落让人们成为独立而自由的人，同时也成为孤独的人，失去了社群的保护。在普莱斯纳所处的时代，社群已经被世界大战的战时机制碾碎，收缩至“家”这样的最小单元，共同体沦为虚假意识。滕尼斯与普莱斯纳对“家”的社群组织和“国”这种社会机制的看法较均衡，着重揭示了两者间的异构性和互竞性——在一者的力量消失之处，另一种秩序获得支配地位。当今汉语学界仍有人谈家国同构，类似论调在17世纪英国内战前菲尔默爵士借父权论君权时已显迂腐，如今再谈就实在是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