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既渴望亲密，也渴望距离：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2)

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体战体制摧残后，普莱斯纳所说的共同体已非社群，而只是同质、扁平的意识形态虚构，沦为左右激进主义赖以作用的话语。

沃尔姆斯会议上与罗马教廷辩论的马丁·路德。
普莱斯纳尤其关注德国的激进主义，他将其追溯至新教：是路德的改革撤去了仪式的中介，迫使每个人独对上帝，在永不调和的分裂下，不完美的尘世让人们陷入无尽的内在斗争。当“内在的人”渴望结成和谐的共同体，在越是陌生的个体之间，自我中心的解释视角越是会外化为解释的暴力，然后是政治暴力。共同体内的理想化常意味着扁平化，反而走向冲突机制的野蛮化和社会革命。“观点越强调和平，宣传家就越好战”，这甚至适用于比区区意识形态家高得多的人：卢梭认为破坏契约者即与公意为敌，是共同体的公敌与叛徒，违法即是对共同体宣战，因此必须死。康德将普世永久和平设为理想，却认为只要“追求纯粹理性的王国及其正义……永久和平就会自行来临”，如若不成，便“哪怕世界毁灭，也要实现正义（fiat iustitia, pereat mundus）”。
社会中的政治追求利益，而共同体内的政治被设想为每一个灵魂的内在斗争，它的人际政治被想象为边界内外的斗争；当施米特选择用“区分敌友”来定义什么是政治，也就区别于用利益与规则化解敌友的政治。当宗教共同体辩解“圣战”的真意是“内在斗争”，企图与恐怖分子撇清关系时，反而论证了为何会出现以圣战为名的恐怖分子。共同体幻想的以和谐为前设的和平，在陌生人社会中必然转化为高压。
普莱斯纳指出，社会的特征是人际距离、规则、技术、文明、公共空间。强健者为个人尊严而肯定一整套社会机制（不一定是其现存状态），孱弱者却为求共同体内的归属感而折损个人尊严。对清晰规则的追求，是内心不属于任何共同体的人的社会诉求。无论沿着边沁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路，就会发现“规则”的作用对象不是人而是“行为”；而“共同体”的内外边界区分却取决于人是“谁”。共同体将自身想象为社群，常持反技术态度，因为技术是一种遮蔽性的、无生命的中介，此即为何真实的社群往往只存在于工具落后的手工社会。文明除了提供物质与规则，还具有游戏性。自莎士比亚的时代起，它就将世界变成一个大舞台，男男女女通过扮演和表象来塑造自我。共同体却贬低这种游戏性和表象，清教徒讲道坛贬低戏剧，贬低丰富的人性面孔。这让人想起约翰·赫伊津哈的著作《游戏的人》（1938），它亦写于这个文明理想衰落的疯狂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