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既渴望亲密，也渴望距离：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7)

人们凭借普遍的科学技术消除痛苦，却只能通过个体的生活艺术追求幸福；共同体政治则是对前者的简陋模仿，和对后者的粗暴扭曲。重视痛苦胜过幸福的人，常自称为同情者，从亚里士多德到卢梭、休谟、斯密的全部哲学史都指出，同情心偏向同类，是共同体的美德，它不同于健康的普世仁爱。共同体总是潜在地针对外人，苦行者针对的又是怎样的人呢？尼采警告道：病人的权力欲是要让健康者怀疑自己幸福的权利，“幸福是可耻的，因为世界充满痛苦”——此乃人性的最大危险。

电影《浪潮》。
霍弗指出，群众运动对渴望自新者号召力最大，常忽视社会的“公正”，以共同体之“爱”为名宽赦罪犯（公正被亚里士多德奉为首要美德，而爱是基督教的教义根本）。霍弗以此解释为何集体主义容易变成“流氓的庇护所”。爱是稀有的，它只可能存于亲熟者之间，任何以“爱”为名的社会理念都不是“公正”的升华，而是其颠倒：在公正的尺度下“好”的事物，在爱的尺度下变成“坏”的；因为越在公正的尺度下“好”的事物，越有理由不在虚假的共同体之“爱”中牺牲自己。狂热时代过后，人们经常叹息：那些最好的人纷纷死去，能适应坏环境者才能幸存；这是因为“最好的人”的心灵延展得比常人更高远，更贯通一体，也最无法弯折；在狂热时代他们最遭人恨，因为他们最不融入。“好”即是幸福，“爱”却常要以痛苦来证明，共同体内自称相爱的陌生人仍缺乏具体的彼此理解和联结，唯有依赖这种痛苦的证明，也就是同情。
工业革命前后，真实的社群解体而想象的共同体兴起，此即费尔巴哈、叔本华之流的“同情道德”诞生的历史环境。
狂热运动不仅宽赦罪犯，更发明罪犯：“罪”这个修辞本就诞生于狂热运动。普世的群众运动要宣告普世皆有原罪，“悔罪”则是畸零人（misfits）打击健康者的武器，相反，人文主义的实践理性认为无愧、无悔、无憾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一种宗教越崇高，它孕育的恨意越凶猛。”这是霍弗最接近尼采之处。《道德的谱系》（1887）曾整页引用教父德尔图良，将其变态仇恨揭示得淋漓尽致。霍弗说，群众运动中常有对“敌人”的恨，然而恨里总是潜藏钦佩，多源自对自我之无能的恨。我们会恨更高贵的人，而高贵者却只会轻蔑，普莱斯纳说高贵者更“天真”。理直气壮的对抗（即便在复仇悲剧中）激起的是正义感，相反，越是源于站不住脚的理由仇恨最深。其实从站不住脚的理由中，不仅产生的恨更深，迸发的任何情感都更激烈。越荒谬的信仰越狂热，从社群到共同体的历史演变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