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既渴望亲密，也渴望距离：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8)

人们对其周遭世界中真实具体的社群的爱，从没有到达过爱共同体幻象的狂热地步，这也是政治光谱中的少数极端派的声音远大于多数温和派的缘故。
普莱斯纳说，共同体的理想是所有成员亲密无间，反而造就对每个人的自我的暴力。霍弗认为，群众运动最易吸引那些自我本就破碎，或与社会处于破碎关系的畸零人。两者的观点刚好互补：群众运动所吸引的和它通过心理压迫制造的人，是同一种人，于是构成了狂热运动的再生产循环。畸零人更容易将自我视作僵硬教条的器皿，更倾向于汇入共同体。运动需要自轻者，宣扬“专门利人”其实是为了塑造“毫不利己”的自轻心智，而非以贬低“利己”来鼓励“利他”。道德实践却首先需要自重的、能够对自由意志负责的人，然后将利己纳入平等的规则。两者看似相同其实相反。霍弗说：“无私者的虚荣心无边无际。”
霍弗所说的畸零人对现状的“损失厌恶”最小。大萧条中的失业者支持希特勒，是因为他们已经处于谷底。然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暴发户为何支持希特勒：除了他们常遭鄙视之外，暴发户损失财产的痛苦，也远小于积累得来财富者的痛苦，因为新钱尚未编织入他的生活世界；其心理习惯尚不能支配新得的力量，这也是他们受鄙视的原因。

政治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社会只需要立法者。然而正因为共同体被想象为同质扁平的，且内心世界并无外在的规则可循，普莱斯纳指出共同体必然需要精神领导者。这是如韦伯所说的“魅力（charisma）”类型的人吗？然而“魅力”的来源是多样的。霍弗意识到群众运动几乎必然产生领袖，即贩卖希望者，“失业者宁愿追随贩卖希望的人，而不愿追随施予救济的人”。怨恨自己的人较易轻信他人，而未来比当下更有魅力；狂热者会将自身视作向前和向后无限延展的存在，他们的激进与反动时常交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谈到，当民族尚是新事物时，民族主义者们相信它是“新纪元”的开端；然后才有民族主义史学，将民族想象得极古老。狂热分子要么自诩为初民，要么绝望于末人，就是没有正确比例下的历史时间感，无法区分不同时间条件下的可能与不可能，常将注定的失败浪漫化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