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既渴望亲密，也渴望距离：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10)

起初是宣传，然后是暴力。
霍弗比阿伦特更早区分了“行动的人”与“思想的人”，认为政治行动需要集体，而思想更孤独。他比福柯更早地看到了看似无用的军事操练的规训作用：踢正步是用集体行动取代个体思想。他说知识分子是“言辞的人”，其中一些是个人主义的思想者，强大的独立性迫使他们与一切集体保持距离；另一些其实是“以言行事”的行动者，而群众运动的领袖，经常曾是缺乏天赋和创造力的言辞人和文艺人。政治上，实力与野心不匹配常常催生残酷；而拥有文艺梦想的平庸之辈，更想把贫乏而膨胀的激情强加于众。政治权欲作为追求承认者数量的较低劣的权力意志，是更贴近生命、最透彻的权力意志不得满足时膨胀出来的。
霍弗说，集体运动必然抑制个人的创造性，要等运动过后才会释放出被压抑的个人创造力。这种压抑会导致运动中的社会在科学与管理技术上依赖于模仿外界。他如此评价苏联：“如果外界不存在自由社会，他们会发觉必须用政令建立出来。”那些满腹才华的人，例如弥尔顿和斯威夫特，在强调集体站队的时代常沦为小册子写手；他们在狂热年代的政治立场如今只被思想史学者所知，他们晚年的文学杰作却广为流传后世。一些例外也能证明规则：能够在集体疯狂时代创作出真正的艺术而非政治宣传品的人，多是脱离时代的孤独者，例如赫尔曼·黑塞是怀着对同时代的遥远的关怀与轻蔑，写出《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和《玻璃球游戏》的。黑塞在一战之前就离开了德国，远比直到希特勒上台才出逃的人早；逃离纳粹的德国艺术家们仅仅流亡是不够的，还要能从孤寂中创造出一个未来。

赫尔曼·黑塞。
然而，霍弗并未完全否定狂热者的心理类型，因为这种否定旧我、渴望新生的激情，也正是移民者、拓荒者的激情。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所言：在“工作的狂热和对快捷、新颖、陌生事物的热爱”中，其实有“逃避、厌倦、遗忘自我”的渴望。这是否也构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另一层较隐秘的关联？霍弗认为，中间阶层大多活在非历史的“日常”中，是稳定的因素而非突变的动力；一个社会的历史由它的上层和底层塑造，“这些被遗弃和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只有旧欧洲的弃民们，能够远涉重洋在新大陆创造出奇迹。以色列人出埃及抵达“应许之地”的故事，是每一个想要脱胎换骨重获新生者的内心史诗，这与奥德修斯的归程截然相反，归隐还乡的渴望中内含着对日常的渴望。其中一处细节引人深思：他们在旷野中走了四十年，生于“恶世代”的这批人无一抵达迦南，只有后（新）人能够来到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