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既渴望亲密，也渴望距离：共同体与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11)

在某个环境下会投身毁灭性的狂热运动的人，在另一环境下能够创造出一整片未来。双亲亡故后，青年霍弗从纽约来到加州，一直在底层打工为生。他对历史亦见解独到：美国没有如欧洲那样产生极端的社会革命，是因为它有广阔的西部荒野可以将畸零人的激情排遣、引导向积极方面。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是实用主义精神，让美国人能将寻求新生的激情投入拓荒，而不是像早期基督徒那样远遁荒漠。
普莱斯纳的共同体和社会，是以空间区分的，即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充塞并取代了私人空间，而社会用规则撑起人际距离和私人空间，赋予个人多样的可能性。霍弗则以时间区分两者：群众运动的“积极阶段”充满了狂热的真信徒，在趋于稳定的“凝固阶段”，共同体理想逐渐让位于社会现实，残留的意识形态往往只充当权力的面具，或失意者的精神安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人性中的“日常性”是日用而不知的，其真实力量远大于它被主动意识到的。乌托邦幻想家们只看到一时狂热的蛮力，严重低估了日常性的韧性。少年人的心灵较易塑造，是因为他们积习较浅。狂热分子为了打破日常性，就要将心灵重置到少年状态，因此必须与积淀下来的传统为敌。在历史早期，例如轴心时代，诸文明经历过对人性的关键塑造，柏拉图的《法律篇》认为可以塑造人性，“如同用蜡塑造一个城邦及其公民”。
后人将柏拉图视作乌托邦主义的鼻祖，这种说法只有一半道理；少年时可以做的骨骼矫正术，等到中年后骨骼已经硬化了再做，就要骨折了。
霍弗认为，好的群众运动必须短促有力，在震散旧秩序后结束自身；坏的运动往往延续了过长的时间，持续不断地破坏社会经济和心智文化。这其实说出了共同体与社会的转化之道：成功达到现实目标的共同体能够冷却为一个社会；失败的运动则可能被更猛烈的浪潮淹没。这合乎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说的社会变革必须目标明确的观点：没有清晰的目标，运动就无法终结，且日久必会激起反对势力。亨廷顿认为，有明确的法律改革目标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成功的关键；如今观之，缺乏明确目标亦是2010年代重在批判文化心理的左派平权运动陷入泥潭的原因。自从印刷术大大促进了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以来，任何企图重塑人性的运动都会面临无尽的既有阻力。不耐烦者欲将书籍付之一炬，然而这无法将人心变成可随意绘画的白板，只会残留下难以重建的破碎废墟。
如今那些说莎士比亚只不过是个“死了的白人男性”的人，和说着“文科无用论”的人，都不见得是理科生，而是热衷于共同体运动的扁平的人。能被一蹴而就地重塑的只有法律规则。即便对人性影响深远的人，例如莎士比亚，其影响也须等待数百年的时间。在霍弗看来，企图以社会运动提升心智文化本就是缘木求鱼。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不是群众领袖，但他们如果只批判既有意识形态而不培育理性，造就的信仰真空多会被新的、短期内更深的狂热填补，而知识分子的悲剧在于他们只可能是个人主义者。启蒙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套比宗教更确定、明晰、坚固的世界观与道德观，而非瓦解了宗教，瓦解只应是随附于建立的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