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论·作品批评丨《奥威尔》：“监视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焦虑(5)

可以说，复杂而难以预测的社会风险，正是奥威尔系统在游戏中出现的缘由。不细述异见者的复杂性，而是简单地将他们视为政治压迫的反抗者，便有可能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微妙关系难以得到相对充分的表征，令游戏面向国家机器的指控显得过于轻巧。
2.全能的政府形象
遗憾的是，《奥威尔》似乎并未在国家机器的刻画上，倾注与对异见者同样的心血，这使得游戏中针对当局的负面舆论与其社会控制手段之间的关系终究并未被有效的理解。
在第二作中，“众声”的组织者拉班·瓦尔特执迷于阴谋论，认为是The Nation介入Parges的政局，造成了当地的战乱；并且故意制造自由广场爆炸案，杀害他的妻子，作为对“众声”的报复。长期的精神偏执使他愤然宣布向The Nation政府“开战”。
起初，从调查员的视角看来，拉班·瓦尔特对于政府的指控只是一系列的巧合。他在Parges的学校遭遇到的是意外轰炸，而他的妻子尽管遭遇监控，却是无意间被爆炸所牵连。不过，随着调查深入，游戏制作者却吊诡地落实了瓦尔特口中的阴谋论：政府有计划地激怒瓦尔特，借助他的主编身份，间接干预Parges的选举；至于民众的舆论动向，以及瓦尔特所获得的小道消息，都在奥威尔系统主管的掌控之中。
在此，游戏中的The Nation政府形象由于过于全能而显得不太真实。尽管游戏将背景架设在信息通衢的互联网时代，却未脱离反乌托邦游戏的俗套。国家机器依旧保持着对瞬息变幻的舆论动向和民众反应的完全控制。在很大程度上，这投射出制作者对当代媒介中的权力结构的失落与担忧。网络赋权是真实存在的，但更强烈的生活感受是，互联网仅仅带来了看似更大程度的自由，人们却为此付出了个人隐私的丧失和社会控制加剧的代价。面对技术和权力的悬殊差距，制作者显然不认为媒介能够成为人们表达想法、伸张权益的场所。由于缺乏这样的信心，《奥威尔》也缺少了对权力一方的位置体认与同理心，未能指认一个事实：当局媒介权力的不断扩张，不惜侵扰个人隐私的媒介治理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它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及其现实影响缺乏控制能力。
当对现实的理解有所偏移，游戏第二作对于国家机器的塑造，陡然变得极权化起来。奥威尔系统不再依靠调查员的判断而运作，情报部门的指导者直接插手调查，不仅要求玩家找出瓦尔特的可能“黑料”，打击“众声”的声望，还鼓励玩家黑进瓦尔特家人的即时通讯软件账户，搜寻逮捕他们的违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