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论·作品批评丨《奥威尔》：“监视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焦虑(4)

尽管是一款反乌托邦游戏，《奥威尔》并未将游戏人物刻画得过于扁平，善恶分明。尤其在异见者方面，人物群像被塑造得极富差异性。制作者并未一味突出抵抗者的正义性，而是着重于描述社会环境与不同人物的互动关系。The Nation的社会危机与威权控制对于这些身份差异巨大的市民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正因如此，他们行使自反能力，应对社会危机时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在第一作中，政府情报部门主要将目标聚焦于一个名为“思想”的松散网络社团，试图从中搜寻爆炸案真凶。在调查员监看这些人的过程中，玩家会发现，这个政治倾向偏左的群体尽管共享了对社会环境的不满，但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行为理念。“思想”的创立者亚伯拉罕·高德菲尔斯对当局的媒介治理抱持很大的疑虑，并且热心于组织青年讨论媒介道德。但在面对政府邀约时，他却持开放态度参与了奥威尔系统的伦理规划，直到发现调查员根本无法中立地执行任务，才退出了这一项目。“思想”的同仁中，哈里森曾屡次在“思想”的博客中发布文章，但面对经济压力，他摇身一变成为了权威报纸《国家观察眼》的供稿人，并为了保住工作，努力掩饰自己曾经的朋克身份。退伍军人妮娜因为就业困难，精神疾病缠身，抱有许多暴力抵抗的偏执想法，始终认为激进行为是提出异议、唤起民众关注政治问题的最佳方式，为此她在自由广场引爆了炸弹。
到了第二作，异见者形象更为阴郁。“众声”的主编拉班·瓦尔特作为Parges难民，一直坚信是The Nation的刻意设计造成了Parges的国家灾难与个人不幸，以至于他的家庭与拥趸都无法接受他对阴谋论的执迷。

游戏中“众声”的主编拉班·瓦尔特撰文表示“向国家机器开战”站在不同的社会位置，拥有不同的背景资历，异见群体绝非简单地被社会使命感所召唤的单纯的抵抗者。他们各自政治理念的成熟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高德菲尔斯作为长期从事批判工作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当局的政策时更为耐心，相信体制内部革新的可能性；相较之下，其他异见者实际上缺乏稳定的政治立场。哈里森的政治姿态看似激进，却在受挫时轻易地向现实低头。而妮娜与瓦尔特的激进行为，与他们对The Nation的抵触情绪关系更大，其背后的价值考量却微乎其微。这种充满内部张力的群像刻画也使得政府媒介治理的逻辑在游戏中更容易被理解。在信息往来频繁的网络时代，不同群体对于社会状况的能动反应都因为便利的传播条件，更容易被发现、获得关注甚至认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面对偏激的异见甚至行动，除却预估其传播可能性，权力拥有者还可能“被逼迫”考虑更为严苛的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