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论·作品批评丨《奥威尔》：“监视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焦虑(6)

《奥威尔》第二作中的新增机制Influencer：利用水军的舆论攻势打击异见当然，需指出的是，这种极权化的想象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施莱辛格在梳理政治暴力时，就引述韦伯（Max Weber）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自由主义国家中极权倾向的存在：在当局认为政治形势紧迫，而民众表示默许时，任何民族国家都无法避免道德极权主义。悖论之处在于，通过强势的媒介控制，判断社会情势紧张与否的权力，往往被当局所掌握。3.调查员模式：伦理规划的可能？
面对这种现实担忧，《奥威尔》的核心玩法调查员模式意在探讨一条出路。在社会控制难以避免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一种治理方式，既能避免真实存在的犯罪事件，又可以保护个人权益，避免权力渗透。
由于来自政府内部的指导者无法直接接触The Nation公民的隐私信息，调查员虽然只能围绕特定事件和人群进行调查，但在判断受调查者是否具有威胁性时，却能提供决定性的意见。
不过，游戏在字里行间也暗示，这种伦理规划无法真正解决政治暴力对个人的侵扰。两作《奥威尔》都设置了多结局，随着调查员按照个人政治倾向、喜好和对于事件的理解，将信息提供给情报部门，故事的发展也被导向不同的终点。究竟是异见者揭露奥威尔监控计划，还是奥威尔系统控制了社会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调查员的道德选择。
与此同时，权力结构则起到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指导者对调查员下达的大多数命令，都或强制或有意引导调查员将嫌疑人定罪。在第一作中，即使玩家未能搜查到确凿证据，被卷入爆炸案件的“思想”成员卡桑德拉和妮娜都会遭遇逮捕。相较之下，游戏结尾更意味深长。即使“思想”成员们成功地向大众披露了奥威尔系统的危险之处，迫使当局取消计划，该计划依然会暗中进行。获得The Nation承认，成为其公民的调查员，会被当作危险分子记录入库。由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争夺霸权过程中的惯性，受官方控制的奥威尔系统不可能被当作一个中立性质的媒介技术予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