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红衣罗汉图》中的古意与禅趣(6)

图07/南宋刘松年《罗汉像》轴（三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面对上述罗汉画演变的历史情境，赵孟绘制《红衣罗汉图》时，没有选择王齐翰以来汉相罗汉的传统，对贯休奇古梦幻特质的梵相罗汉也不感兴趣，而是追溯至唐卢楞伽，当然还有卢楞伽创作罗汉画的方法——参照京师所见西域僧的面目情态。
赵孟在题跋中称“于罗汉像自谓有得”，与他“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有关。赵孟前后两次在大都任职，第一次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被程钜夫推荐入京至1292年外补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第二次是至大三年（1310）奉旨入京拜翰林侍读学士至1319年因夫人管道昇疾得旨还家。1304年绘《红衣罗汉图》是在第一次离京之后，1320再题是在第二次离京之后。虽然没有赵孟与天竺僧交游的直接证据，但是元大都及江南确有天竺僧来华，甚至“天竺国在西徼数万里外，其高僧亦知公（笔者按：指赵孟）为中国贤者，且宝其书”。
除天竺人外，梵相亦指西域人之面相。元代统治者将治下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其中色目人即肤色、眼睛相异之人，主要是指彼时新接触和征服之西域人，其面目即属于梵相。元代及相关文献中，很少有西域僧或色目僧的提法，多用西番僧或西僧的概念，如元顺帝“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番僧为大元国师”，其中西天僧即天竺僧，西番僧即信奉藏传佛教的喇嘛。赵孟在大都接触之西番僧应远比天竺僧多，此外，赵孟还可能看到西番僧帝师的邈真像，如泰定元年（1324）朝廷敕令“以绘（八思巴）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赵孟对西番僧及西番僧邈真像之观察，对其绘制梵相罗汉和梵僧像应亦有助益。
3. 唐人古意
与天竺僧交游体会其面貌神情，是赵孟创作梵相罗汉的现实基础，画贵有古意的思想才是深层次的动机。《红衣罗汉图》后赵孟跋称此卷“粗有古意”，其中古意的指向很明确，是指追溯唐卢楞伽梵相罗汉的传统。传卢楞伽《六尊者像》中罗汉既有梵相也有汉相，其中头戴红巾的读经罗汉和接受蕃王贡宝罗汉身后的红衣弟子像，皆呈高鼻深目络腮胡的特征。该图虽非唐人作，但是突出了宗教性而非奇幻或世俗性，具有唐画的特点，赵孟所见卢楞伽罗汉像是否包括此图现已无法得知。洪再新文中指出红衣罗汉面相和唐阎立本《步辇图》卷中的禄东赞像比较相似。此外，西夏榆林窟第3窟主室西壁《降灵文殊像》《降灵普贤像》中亦均有梵僧，此两图是在唐五代文殊、普贤像和“新样文殊”图式基础上的再创作，也属于保留有唐人古意的画作。相对贯休罗汉的梵相偏于奇幻而言，上述《六尊者像》、《步辇图》、《降灵文殊像》、《降灵普贤像》、《红衣罗汉图》中的梵相皆显得古典、深沉，体现了唐人古意的特点（图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