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丨跋苏轼《贾谊论》(3)

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这又哪是“立谈之间”的事？苏轼熟读《汉书》，《陈政事疏》一篇，必亦闇诵如流，而作《贾谊论》之时，笔下竟如此“前言不搭后语”，可谓咄咄怪事！而《古文观止》的那个批，实在也就陋得可怜了。
不过，苏轼的这个显然的谬说，在后人也有觉察到的。方苞在《古文约选》中有一条批云：“亦自有见，但贾子陈治安之策，乃召自长沙独对宣室、傅梁王后事。子瞻乃云：‘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未免卤莽耳。”（据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3985页）方苞之后，有方宗诚的《贾生论》，亦以为上疏事，“在宣室召对之后，为梁怀王太傅之时”（见《柏堂集前编》卷一）。而早于方苞、辨说得更详的，是王世贞《读书后》卷二《书贾谊传及苏轼所著论后》云：
余少读苏轼所为《贾谊论》，谓非汉文不能用贾生，乃贾生之不能用汉文尔。……吾未尝不伏苏氏论人之当，揆事之长，而叹贾生之无辞以自解。其后得班史之所著《传》而读之，然后知苏氏之工于揆事，急于持论，而不尽悉故实也。夫贾生之始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制官名，兴礼乐，固非绛、灌之所喜，而实亦非绛、灌所深恶也。其所深恶者，在遣功臣列侯就国而已，故假以纷更之罪而谮之帝，帝亦因其谮而姑出谊以慰安之，且欲老其材而后用之耳，非果于弃谊也。……其所上《治安策》，有可为痛哭、长太息者，盖在召对宣室与傅梁之后也，所谓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者，岂实录哉？……史既称绛、灌之恶之，而绛侯之就国，以一言告讦而逮系，谊以待大臣之礼风之，而上遂幡然改。谊不绛侯之怨是修，而修国体，抑何厚也！刘向所以深惜之，而轼不之知也。（据《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本）
王、方之所言，大体都是不错的。据汪中《述学》内篇三《贾谊新书序》附《年表》及王耕心《贾子次诂》附《年谱》，贾谊为梁怀王傅，也是在文帝六年，其独对宣室、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也是此年的事，但可能要稍前。六年梁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所以文帝六年以后，贾谊皆在梁。贾谊之奏上《陈政事疏》，故当在六年。王、方必谓在“对宣室与傅梁之后”，却是不一定的事。要之，其非初见文帝之时，则是无可疑的。不仅于此，其实在贾谊上《陈政事疏》之前，灌婴已老死，而绛侯周勃也已退居了，并不在朝。《资治通鉴》卷十四文帝四年（前176）云：
绛侯周勃既就国，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中华书局本，第二册465-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