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丨跋苏轼《贾谊论》(4)

文帝四年的周勃，其自身都是难保的，就是想谗害贾谊，那也并无机会。灌婴之卒，是此年的冬十二月，也就是此年的第三个月。说明一下，汉武帝太初之前，是以每年的十月冬，为该年的岁首。这是汉承秦历之故。而文帝之以贾谊任公卿之位，为大臣所短云：“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通鉴》也系于四年，《西汉年纪》则系于三年。《西汉年纪》较是。无论是哪一年，都与所谓的“立谈之间”，有好几年之隔了。并且，那时周勃被逮下狱，“恐，不知置辞”，以千金贿赂了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教他一个办法，“以公主为证”（勃子尚文帝女），又得薄太后之力，才逃过一劫；这就见得文帝之待大臣，并不是如苏轼所言，是什么“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自古权力博弈，君臣之间，哪有什么“骨肉手足”的关系？就是真的“骨肉手足”，家人父子之间，不是也屡屡杀却的吗？
作《贾谊论》时的苏轼，年岁犹少，理想尚多，更事却不多，关于人世间的情伪，他体会得还很不够，而他自信为贾谊画的策——“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借一句东方朔的话，也真是“谈何容易”了。就以他本人后来的仕宦生涯验之，他之言之侃侃的，其实都不过是“纸上谈兵”。
二
这里另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澄清。《汉书》所录的《陈政事疏》，据近人考证，认为并不是贾谊的原文，而是由班固杂取贾谊《新书》，“剪裁熔铸，煞费苦心”，为之纂为一篇的。今人有一本《贾谊集校注》，就以《汉书》所录的贾谊疏，只作附录对待，而不与《新书》及贾谊赋同编。而最通行的一种《中国文学史》，也在提及《陈政事疏》时，加一脚注说：“这是班固采摘《新书》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拼凑而成，文字与今本《新书》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而不视为贾谊的作品。可见其说的影响之大。按此说其实发于宋王应麟，其《汉艺文志考证》卷五云：
今考《新书》诸篇，其末缀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馀篇目或泛论事机，而不属于是三者，如《服疑》、《益壤》、《权重》诸篇是也。班固作《传》，分散其书，参差不一，总其大略，自“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已上，则取其书所谓《宗首》、《数宁》、《藩伤》、《藩彊》、《五美》、《制不定》、《亲疏危乱》，凡七篇而为之。自“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以下，以为痛哭之说，与其书合。至于流涕二说，其论足食劝农者，是其一也，而固载之《食货志》，不以为流涕之说也。论制匈奴，其实一事，凡有二篇，其一书以流涕，其一则否，是与前所谓足食劝农而为二也。固既去其一，则以为不足，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说。庶人上僭、体貌大臣，皆其书所谓太息之说也，固从而取之，当矣。而其书又有《等齐篇》论当时名分不正，《铜布篇》论收铜铸钱，又皆其太息之说也，固乃略去《等齐》之篇不取，而以《铜布》之篇附于《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