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丨跋苏轼《贾谊论》(6)

班固删去为人主师傅数语，使此一节若泛言礼与法之短长者，以起下文礼貌大臣之意，似可前后连贯为一矣。然豫教太子与礼貌大臣，究非一事，何可并为长太息之一耶？以此一节赘于其间，无乃如贾生所谓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也乎？凡此皆删并痕迹之显然者，而曾无人肯为细心推寻，亦可怪也！（中华书局本，第二册544-545页）

苏轼按此一大段之所说，舌底澜翻，挟其为晚近第一流的考证学者的大影响，而深具迷惑力，使得后来的一般学者，皆无不靡然从之，而奉之为定论了。但其实余氏所提的证据，不过有二：一是《陈政事疏》的第十段，取《新书》第二十九篇《势卑》（据中华书局本《汉书》的分段及《四部备要》本卢文弨校《新书》的篇第，后同不另注），而“删去《匈奴篇》五饵三表之说”，故使读者不明“行臣之计”究为何计；一是《陈政事疏》的第十七段，与前后的“两长太息”之文不甚相关，从作文法言之，是有问题的，因而是班固的“删并的痕迹”。这其实是不能证成其说的。第一，若《陈政事疏》本为贾谊的原文，在录入《汉书》时，班固也要作删削，事实上史家录文之时，通例如是，录文而一无削烦的，是没有的事，而既有所削，则削之而上下文有时不能连贯，亦事之所常有，岂得一见有删削处，便谓之为非作者的手笔？
并且，余氏既云此疏是班固取《新书》拼合而成，则其不取《匈奴篇》，亦不得谓之“删去《匈奴篇》”，既谓之“删去”，则其意必仍是以《陈政事疏》为贾谊之原作，而非班固之代为“拼合”者。若然，此亦一“行文之疏”也。余氏作此节文字，自经深思熟虑，下笔亦必不苟，而固非他人之代为“拼合”者，而数行之间，竟亦有此一“行文之疏”。此岂非说明，文字间的“行文之疏”，本无足怪，尤不得据之而疑及作者。其实，就是贾谊的原作，也不能必保其无“行文之疏”，而班固拼合的文字，既经班固的“煞费苦心”，反而可能细针密缕，而无“行文之病”。班固的文章，虽不及贾谊的天才横肆，但其周匝缜密，却是大胜过贾谊的，所以，可能有“行文之疏”的，倒不是班固，而更可能的是贾谊，而决非相反。第二，在《陈政事疏》的第十六、十八段之间，加入见于今本《大戴礼》的论礼的《礼察篇》，余氏以为“豫教太子与礼貌大臣，究非一事”，不得“并为长太息之一事”，从文章上说，这是显得冗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