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丨跋苏轼《贾谊论》(7)

换言之，就是余氏认为《陈政事疏》的最后一个“长太息”，是从第十四段直至第二十段，共七大段的文章。这其实乃是一个大误解。《陈政事疏》中的“长太息”，经班固之删，《汉书》中只存其三（颜师古注云：“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盖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赞云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其说是也），第一个在第十一段，第二个在第十三段，最后一个在第二十段即篇末。若按余氏的读法，就是在此文中，每一个“长太息”之前的若干段，皆隶属于此段，而所论之事亦同，此即是《陈政事疏》的结构，也就是余氏说的“《治安策》以痛哭流涕长太息起，其后即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长太息者三、布其文终焉”。但余氏没注意到，《陈政事疏》中的“长太息”，有时并非收缴上文，而亦为下贯后数段的，这就与“痛哭者一、流涕者二”的写法，有所不同，这也就是古人的文章之变化。
按《陈政事疏》通篇凡五千八百三十字，二十段，可分六大部分。其第一部分，包括第一段、第二段，是文章的开头，第一段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发端，同时即借以为行文之布局，第二段说治安易得及其好处，并过渡至正文，是所谓“过脉文字”。其第二部分，从第三段至第八段，凡六段，为“可为痛哭者一”的事，专论“尾大不掉”的问题，即国内各诸侯王事，这也就是内乱的大问题，也是凡做皇帝的都最为关心之事。其第三部分，是第九、第十段，为“可为流涕者二”的事，专论边境及匈奴问题，是属于外乱的事。这个部分因为被删削了，不足四百字，故字数颇嫌其少。其第四部分，为第十一、十二段，是“可为长太息”之第一事，“长太息”的字样，在第十一段末，故贯下至第十二段。此部分专论风俗之弊的问题。其第五部分，从第十三至第十六段，为“可为长太息”之第二事，“长太息”的字样，在第十三段末，亦为下贯性质的。
此部分讨论君臣父子之间，尤其主要讨论保傅太子的事，这是所谓“端其国本”。其第六部分，从第十七至第二十段，为“可长太息”之第三事，专论对待大臣的事，而“长太息”的字样，是在最后一段之末，亦以之为全篇的总收束。余氏以有“长太息”字样的段落，皆是收束前文，如此，其最后一段的“长太息”，就是讨论了从第十四至第二十段凡七段所说的两件事了，故他认为文章乃“方病大瘇”。他不知道，他作此理解，不但后面的一个“长太息”有七段之长，文字失衡，中间的一个“长太息”，其两段之间，所说之事也都合不上了。就是班固作文，就是班固的文章不高明，也不能不讲章法到如此地步的。而尤使人奇怪的是，事实上余氏正是借了文章法来考证此事的，在他本人看来，这且是特别有力的——虽然其实是一个误解——但他对文章的好坏，却又根本不承认似的。这真是一件矛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