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丨跋苏轼《贾谊论》(9)

况且，在褚先生补的《滑稽列传》中，不是有东方朔的“奏牍三千”的事吗：
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中华书局本，第十册3205页）
读二月乃尽，或者有些夸张，但其奏文之长，则是可以肯定的。“止辄乙其处”，便为一个证据，因为如果是短的，必有许多篇，则一次一篇可毕，就不用“乙其处”了。乙，就是做个记号，“谓止绝处，如今人读书，以朱识其所止作‘’形”（见《通俗编》卷七）。贾谊所上的《陈政事疏》，不删之前，亦不能过万字，那又为何不能一次奏上，以供皇帝“乙览”？就算分次奏上的，那也不妨是一篇大文字。因为，《陈政事疏》既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为其发端，那么接下来的，就一定是要按此次序来论述国家之可痛哭、可流涕及可长太息的事了，而决不能不按章法，乱写一气。这是与余氏所引以为比的陆贾著的十二篇《新语》，“随著随奏”，不可同日而语。并且，就是“随著随奏”的《新语》，不也是有其一定的宗旨，而不能随便拆散的吗？
《陈政事疏》所要论说的事，既然在第一段就揭出了，其后面奏上的，也就决不能忽而为“长太息”，忽而为“痛哭”，忽而为“流涕”，诸如此类，“乱杂而无章”。若真是如此，那就不是作文，而是在“发风动气”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开头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是班固造的句子，如果贾谊所上之疏，本无此数句，那才有可能为随想随写的一批的疏，而非通体有布局的一大篇。但这里马上就有一个绝大的不能克服的困难，那就是，如这几句为班固所造，班固又何必说“可为长太息者六”，而后面的正文，却又与之不相应，而只有三个“长太息”，难道他竟不知可以将“六”改为“三”吗？不仅于此，在《陈政事疏》的“长太息”之外，《新书》中另有二篇“长太息”，与之不同，而第五篇《数宁》的开头，却也是这几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陈政事疏》之与《新书》，文字异同若是，如真为班固取《新书》拼合的，则《新书》之为书，就也遭到了班固的篡改，而不能是贾谊的原本了。
班固不是妄人，又何必多事为此？
据《汉书》中《陈政事疏》所分的段落，可以与卢校本《新书》的目录，对照一番，这也许不是无益的：
《陈政事疏》的第一、二段，在《新书》第五篇《数宁》。第三段，在第六篇《藩伤》。第四段及第五段的开头几行，在第四篇《宗首》。第五段的自“假设天下如曩时”以下部分，在第二十四篇《亲疏危乱》。第六段，在第十四篇《制不定》。第七段，在第七篇《藩彊》、第十三篇《五美》。第八段，在第八篇《大都》。第九段，在第二十六篇《解县》。第十段，在第二十九篇《势卑》。第十一段，在第二十篇《孽产子》。第十二段的前半，在第十八篇《时变》。第十二段的后半自“今世以俗靡相竞”以下及第十三段，在第十七篇《俗激》。第十四、十五、十六段，在第三十四篇《保傅》。第十七段，在《新书》无其文，而见于《大戴礼记·礼察篇》。第十八、十九、二十篇，在《新书》第十六篇《阶级》。